论系统论视域下的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

流域及其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引发行政治理体系的变革,系统论为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体系的建构是系统化的工程。在系统论指引下,结合相关规范性文件,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的建构需从建立协调机制、规范职权行使与推进治理协同三方面切入,并分别明确三者在流域生态环境行政治理系统中的作用,通过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发挥协调机制的统筹协调功能、通过整合与上收行政机关职权明确规范职权行使的实施功能、通过建立治理协同机制发挥推进治理协同的支持与保障功能。

公司组织机构职权规范的制度安排与立法设计

《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公司组织机构职权新的设计展现了弱化法律强制、尊重公司自治的强烈意识和立法取向,但在具体制度安排上,需要深入考虑、慎重决策和科学设计。组织机构规范属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公司法未予明确规定,《草案》也未予回应,公司立法对此不应再漠视闪避和忽略模糊,应对此给予直接回应并作出明确区分。公司法对董事会职权的列举性规定具有示范性法律功能,是公司立法为公司投资者和公司治理提供的标准化法律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此种立法方式符合我国公司投资者的行为方式和现实需求,是行之有效的中国立法模式和中国特色,对其存留取舍需要慎重权衡,不应轻易改变和放弃。经理职权的任意性不等于法定职权规定的不必要和无意义,公司章程对经理职权的设定同样需要公司法提供反映普遍规律和科学管理要求的范本和参照。《草案》对经理授予职权的规定不仅是公司内部的职权分配,更直接牵涉公司对外进行民商事行为的代表行为与法律效力。依该规定,相对人为确认经理的对外代表权,须承担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文件的审查义务,由此对相对人设置了原本没有的章程或文件审查义务。此与公司治理成本与效率优化选择的目标有所背离。

错觉抑或幻象:民事诉讼法诚信原则再省思

民事诉讼以当事人之间的竞技性对抗作为裁判基础,对抗性是民事诉讼的基本特性。诚信原则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公平、良性的竞技性对抗的同时,很有可能动摇诉讼对抗的根基,竞技性的对抗因此会受到强烈干扰。法院职权规范化作业基本完成、当事人诉讼权利有充分保障、发现真实能力强的诉讼欺诈识别机制、诉讼契约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是诚信原则入法的基本条件。建构公平、高效的民事诉讼制度体系,应成为民事诉讼立法的长期目标。诚信原则超前入法会增加这一目标实现的曲折性。对诉讼欺诈与背信行为应强化规则制约。

治理我国实践中司法鉴定失序的正途

司法鉴定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诉讼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相关职权履行不到位衍生了鉴定失序的现象,尤其是目前"诉讼掮客"引发的"鉴定黄牛",更加剧了司法鉴定的乱象。由于理论对鉴定失序的原因研究不充分,司法实践对此现象分析的错位,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基于此,深化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更需要在强化司法行政有效管理和保障鉴定能力提高的基础上,更需要司法机关在实践中积极地扮演"第二守门员"的角色,履行鉴定启动决定权和鉴定使用选择权的控制职能,借助于鉴定人出庭作证来控制重复鉴定,同时还应通过保障当事人的鉴定权利使司法机关采纳鉴定意见获得可接受性,进而降低当事人重复鉴定的欲望,使司法实践中鉴定失序在正途中被不断纠正。

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的生成史——以全权机关为理论线索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与作为一种权力模式的全权机关理论存在紧密关联。以全权机关为理论线索,可以发现苏维埃兜底职权呈现鲜明的全权特征。自尝试建设中国苏维埃政权以来,经过断断续续地试验培育,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全权的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延续了这一规范结构。纵然1982年《宪法》对其作出调适,但在一般理论上仍没有排除全权的知识传统。通过人民民主的理论溯源发现,全国人大兜底职权规范生成的根本原由,是人民主权中的"人民",被错置为了具有独立意志的人民实体,而非法律上拟制的、具有超验性的人民。不过,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开展,人民民主的理论预设,应当将人民视为公民在法律上的联合。

刑事二审审理方式的改革与完善

新刑诉法对二审审理方式的规定进行了修改,为提高二审开庭率,增强二审程序的公正性提供了可能。但修改后的二审审理方式依然存在问题。从立法规定层面看,新刑诉法对二审审理方式选择标准的确定,难以体现刑事诉讼规制职权与保障权利的基本精神。应着眼于以规范职权和保障权利为基本原则,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二审审理方式的选择标准对其予以进一步完善。从司法实践层面来看,现有的配套制度和措施与扩大二审开庭范围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制度和机制改革,实现二审开庭的常态化和实质化。

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检视与优化路径——基于以审判为中心语境下的分析

庭前会议作为一项新的制度,近年来备受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和重视,但由于其操作规则比较模糊且所形成决议的法律效力不够明确,使得这项好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遇到实际适用率偏低、制度认同度不高的困境。究其原因,除了要在制度设计上加以探索和完善以外,更多是要让司法实务人员深化对庭前会议制度的认识,及时转变并树立控辩审三方协同、侧重发现问题等办案观念,以更好地推动这项制度改革的持续有效开展。同时,有必要结合域外法治先进经验,就我国庭前会议制度改革仍存在的一些痼疾和弊病,包括内在控辩审三方职权的规范行使与资源配置,外在与审判团队改革形成配套、与其他诉讼环节有效衔接等问题作深入剖析,希为推动这项制度改革提供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参考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