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冲突约束的RBAC模型的形式化规范与证明

在实际应用"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模型时,经常遇到由于责任分离等策略而引起的冲突问题,如权限间的互斥等.访问控制操作应满足某些约束条件,以避免冲突的存在.但这些冲突关系相当复杂,如何检测出冲突问题是模型安全实施的重要保证.借助Z语言,提出了基于状态的RBAC形式化模型,对状态转换函数进行了形式化规范,描述了操作的具体内容和应满足的冲突约束条件.根据安全不变量给出了安全性定理,分别进行数学的和形式化的证明.最后,通过实例分析,说明在实际系统中,如何形式化规约和验证RBAC系统并检测出冲突问题,从而为今后使用RBAC模型开发具有高安全保证的系统提供了一种形式化规范和证明方法.

我国民事证明责任分配规范问题再审思

规范说是民事实体法中证明责任分配规范配置的基本原则,我国民事立法中却未完全体现该原则。最新出台的《民法典》中,显性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较以往有小幅增加;从规范说角度,我国民事实体法中的诸多问题依然未得到充分回应,条文间缺乏体系化的证明责任考量问题未得到实质性回应;证明责任提示语使用的规范程度仍有提升空间;规范说与消极事实的证明难题尚未厘清;两种证明责任表达方式的区分适用存在混乱,存在过多使用显性证明责任规定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根本上是由我国民事实体法之“权利义务型”条文表述模式所致。短期只能以立法解释方式进行补充完善;长期而言,立法者须对民事实体法的条文表述方式进行深入、系统的考量。

证明责任裁判的中国境遇:理论、规范与适用

在我国长期强调主观证明责任的现实背景下,更能体现证明责任本质的客观证明责任以及作为其适用机制的证明责任裁判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就证明责任制度而言,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颁布,表明对其认识的深化在规范层面有了新的发展。然而,相关规定存在许多模棱两可、语焉不详之处,与经典的证明责任理论尚不能完全匹配。进而,由于缺乏严密整合的理论和制度依托,证明责任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一种较为'混乱'的局面。不论在理论、规范还是实践层面,证明责任裁判制度的体系化和规范化,都需要进一步的厘清和完善。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配置

证明责任分配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就其实质而言其实是实体法的问题。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立法中由于缺乏证明责任配置的自觉意识,法律规范存在缺失分配原则、正反表述、缺乏体系化的证明责任考量等各种问题,给实践适用造成了很多困扰。在我国当前修编《民法典》的大背景下,在法典编纂中应当具有证明责任分配意识,以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说"为基础,科学有效地对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进行体系化配置,以提升《民法典》的立法质量和诉讼适用性。

证明责任规范的本质论——对"不适用规范说"的修正

证明责任规范的本质是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是经证明责任规范的指示后是不适用实体规范,还是根据证明责任规范直接作出裁判。"不适用规范说"具有特定的优越性,对解决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也具有重大意义。

论证明责任分配视域下民法典的规范构造

我国民法规范在分配证明责任的过程中,出现了将同一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双方当事人等不同程度的适用失灵。对此,应摒弃依靠法官自由裁量以及学说解释论的解决路径,确立立法论之解决路径。于宏观向度上,立法者应以对话哲学与交往行为理论为根基,构造请求权规范分层体系;于微观向度上,立法者应以民法基本原则以及诉讼法中的进攻者原则、抽象盖然性原则等作为立法表达的实质性原则,以准确、细致、专业的文字表述和句法结构构造民法典的具体规范。这种解决路径不仅积极回应了民法规范适用失灵的现实困境,肩负起了促使民法典由行为规范向裁判规范成功转型的历史使命,而且促成了民法与民事诉讼法主流方法论的有机协和,实现了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良性互动与横向统一。

浅述死刑证明标准的规范化

我国的死刑问题一直处于争议的中心,虽然我国实行"慎杀、少杀"的死刑政策,但是死刑的频繁程度仍大大冲击着人权保障的理念。对于死刑的限制适用已是一大趋势。学者们主要从人权保障理念、正当程序和证明标准等方面阐述减少死刑的适用,以保障人权。死刑证明标准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从比较法和实践角度,利用证据法学的相关知识,探索我国死刑的证明标准的规范化问题,对于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予以细化,从而可以达到抑制滥用死刑的目的。

论《物权法》上的证据规范

证据规范分为证据实体规范与证据程序规范,二者应分别由实体法和程序法调整,但存在例外情形。实体法中的证据规范的配置与实体法律制度的设置具有紧密联系,须结合相关具体制度予以释明。《物权法》上的证据规范包括三种类型:证明责任规范、证据方法规范以及证据力规范。在《物权法》中贯彻和落实证据规范,不仅有利于物权的保护,而且对物权的顺利流转以及物权法制度的有效运作具有重要作用。

证明责任规范的功能性审视:以归责原则为重心

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况下,法官进行裁判的法律依据并非是实体法规范,而是证明责任规范。在我国,证明责任规范超脱于实体法功能性规范之外,处于实体法和程序法交错的场域,以特殊的存在形态发挥指示证明责任分配方式的功能。归责原则和证明责任规范的互动形式,正是实体法和证据法的对话模型,从关注个人理性到考量公共安全的归责原则发展过程,也彰显相关证明责任规范的功能演进轨迹,证明责任规范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证据法与实体法在立法格局上的统一安排。

我国民法典中证据规范的配置——以证明责任规范为中心

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对证明责任等证据规范越来越重视。如何有意识、体系化地配置证据规范,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民法典中的证据规范丰富了民法规范的类型,应该运用民法矫正正义观和分配正义观指导证据规范的妥当配置,以将民事权利落到实处。民法典中的证据规范包括证据方法规范、证明责任一般规范、证明责任倒置规范、民事权利推定规范、民事法律事实推定规范等。民法典中的证据规范以证明责任一般规范和倒置规范为重点,应该采取抽象原则和具体例外相结合的立法技术对相关证据规范进行规定。

“悬疑推定”论——以我国民商法典型语境为中心的实证分析

基于典型语境作"非预设性"实证考察,应是我国"推定"研究的基础性课题。分析可见,现行法语境下,"推定"必属"推论",依形式结构可分为"分明推定"与"悬疑推定"。当前关于"悬疑推定"的主流解释,使法律理性陷入了严重困境。随着其表层、中层、深层结构的逐层揭示,"悬疑推定"在法律思维、实体、程序三方面的意涵终得显露。过错推定、无罪推定等所谓"直接推定",实属"悬疑推定"。

刑事数字影像证据问题研究

刑事数字影像因为易于添加、删改和替换 ,其真实性一直受到怀疑 ,其证据适用问题也不断受到争论。作为法庭科学中一种强有力的技术手段 ,刑事数字影像满足证据的三个基本属性 ,具有证据资格 ;它主要是以影像信息来反映事实并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 ,在证据类属上应当归为视听资料 ;加密技术与规范措施是保证数字影像真实性的有效途径。

裁判推理的四种有效模式——以否定式裁判推理为中心

当前的主流理论把裁判推理的有效模式刻画为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法律规定的多样性和事实不明的可能性,特别是不能说明否定式裁判推理之有效性。重建裁判推理的有效模式,须以整体适用的思维反映裁判推理的实际,将所有那些或明或暗地起着实际作用的法律规范都纳入大前提之中,并且注意证明责任对裁判的特殊影响。由此,可以确立以充要条件假言规范命题为大前提的四种裁判推理有效模式。

唐钢质保书系统在ERP系统中的实施与应用

本文对唐钢质保书系统在ERP系统中的实现做了整体介绍,同时阐述了产品质量证明书在ERP系统中规范管理的实施效果。

对当事人释明义务的释明

一诉讼制度很少与学者的名字挂钩,主要是因为这常常属于法学常识。这其中有几个例外,比如里奥·罗森贝克(Leo Rosenberg)的证明责任规范说[1]和拉尔夫·施蒂尔纳(Rolf Sturner)的当事人释明义务。[2]对施蒂尔纳来说,法教义学并非纯粹的法律技术,而是贯行法律文化的手段。作为德意志诉讼法律文化在国外的大使,;他取得了持久的功绩。我很欣赏他一生的贡献,并通过这篇文章向与我多年合作的他致敬。

民法典中证明责任规范的优化配置

制定一部高质量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是当今时代一项伟大的立法任务。证明责任具有明显的民法属性,应当将其有机植入民事立法之中。为优化民法中的证明责任规范的配置,需对传统的基于诉讼法思维形成的证明责任理论进行检讨和改造,实现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两个概念的二元分立,完成证明责任规范与举证责任规范的二元分置,对源自大陆法系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说"进行必要的修正,并以其为指导建立一种"刚柔相济"的证明责任分配标准体系。与此相应,民法典编撰中应当兼顾权利授予规范和权利保护规范的配置,兼顾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设定和立法技术的优化,将包括证明责任规范在内的证据规范以专章或专编的形式纳入民法典的体系之中。

定罪与量刑证明一分为二论

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同属于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明活动,在证据属性、证据规则、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方面呈现一体同生的遗传因子,共生于证据法学体系中。以"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探析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统一与分离的证明关系、严格与自由的证明模式套用之争、标准与差异的证据规则之议、一维与多元的证明责任之疑以及单一与分层的证明标准之惑,有助于明确量刑证明在证据法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推动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理论体系的协同发展,促进量刑证明的规范化。

证明责任内涵的重新定位

在证明责任论中,证明责任的概念是基础中的基础。证明责任论从"严禁入内"的动荡年代到"备受关注"的兴起时代,走过了艰难的路程。然而,学术研究中的证明责任概念还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目前已经出现证明责任论研究较少的现象。证明责任中隐含很多相对独立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模糊性已经影响证明责任论的长足发展,更是严重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通过对证明责任的本质、意义与作用的分析与研究,把隐含在证明责任概念中的所有的独立现象逐一明确并在诉讼中重新定位。

证明责任制度本质重述

证明责任概念本质所指为客观证明责任,主观抽象证明责任为客观证明责任之表象,而具体举证责任实为证明责任之假象。在“规范说”的方法论下,证明责任既非事实问题,也非纯粹的法律问题,而属将事实与法律连结的“法律适用”问题。证明责任规范应直接来自实体法规范,其本质是一个实体法规范要件的补充规范。现代证明责任是一种作为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情形下的一般性克服方法的形式理性制度,其最深层的本质就是以法律价值权衡化解事实认知模糊状态,化消极无解之事实判断为积极的法律价值引导,其性质属于“实质司法权”。

真伪不明时的法律适用

真伪不明时法官会面临着实体法适用不能的困境,必须通过某种方法加以克服。不适用法律规范说将"真伪不明"与"被驳回"在法律适用上同等对待,即都会导致实体法规范的不被适用,但却未给出充分的理由。独立于实体法规范的证明责任规范的理论构想,在解决真伪不明案件裁判依据的同时,又导致了法律适用上与实体法规范相脱节。只有将证明责任规范作为实体法的辅助规范,并将证明责任的方法论与内容分配相区分,才能真正解决真伪不明时的法律适用难题。在真伪不明的法律适用上,还应避免两种误区:即将证明责任规范判决等同于败诉判决,以及将法律问题不明等同于事实问题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