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的规范诗学

唐代文学批评的价值何在、地位如何,学术界至今仍莫衷一是,亟待从总体上予以说明并作出切实的分析。唐代诗学的特点在于“规范”,而“规范诗学”的要义在“怎么写”,因而唐代诗学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互文性、诗学规范与近体诗的创作

进行近体诗写作,须臾不可忽视互文性与诗学规范。从互文性的视角看,任何写作都是再写作,任何文本都是由引文拼成的马赛克。现代互文研究更是将一切语境都视为互文本,从而为读者对诗词进行多向度解读提供了可能。近体诗写作需遵从诗学规范,包括宏观规范与微观规范。一方面要与传统和当下的诗学要素如流派、题材、体裁、样式、格式等合拍,另一方面要符合近体诗对行数、字数、押韵、对仗、平仄、粘对以及起承转合等方面的要求。

从规范到僭越——以胡适译诗为例

胡适作为白话译诗的首创者,其诗歌翻译从主题到诗体到语言转型,揭示了胡适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胡适对译入语文化态度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翻译策略的改变使其诗歌翻译活动解构了主体文学系统内的诗学规范和翻译规范,推动了中国诗歌体裁范式和翻译规范的更替与演进,使新的诗学规范和翻译规范得以确立。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翻译与诗学重构:辜鸿铭汉诗英译研究

翻译文学对民族诗学和文化重构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辜鸿铭受制于传统汉语诗学观,文章考察的重点在于其翻译选材,译者是如何协调源语和目的语的诗学规范,采取了何种重写策略;进而品评其译诗的美学特质,并体察他如何借助译诗来传递中国文化的“春秋大义”。

“游戏”与“规范”:谈论中的宋代诗学

宋人如何谈论诗歌是一个关涉宋代诗学,尤其是宋代"规范诗学"生成与演变的重大问题。诗歌的被谈论当作广义化的理解,它并不单指口头谈论,同时也囊括诗话等笔头谈论形式。倘若由其时政治文明之角度切入,则可以明显发掘出诗话产生背后的个人情绪机制,即欧阳修等诗人士大夫的"游戏"精神。进而通过对此种"游戏化"诗歌言谈的考察和梳理,发现隐藏于他们精神当中较为隐秘的变化:游戏精神式微,而规范意识在这种谈论中逐步被召唤而出。从而揭示宋代所谓的"规范诗学",在原本游戏化的谈论中得以建构的过程和一些值得重视的细节;并走完从制度考察出发,最终回归文学思想的路径:在言谈当中,宋代诗学的些许独特之处可以得到较为细腻的体察。

翻译: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哲学诠释学观照下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

朱湘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译著等身。本文从西方哲学诠释学的视角考究了翻译是一种从"视域分裂"走向"视域融合"的动态过程。在此基础上深入发掘了朱湘译诗活动中的"视域融合"现象,发现朱氏的译作处处彰显出中西宗教文化的"视域融合"、中西诗学规范的"视域融合"。借此抛砖引玉,希望为朱湘的诗歌翻译研究提供更为广阔的交流平台。

创造“熟悉感”与“陌生性”:汤亭亭作品在美国的经典化

汤亭亭作品进入英语文学正典行列,其经典性地位得到了广为认可。她对西方传统诗学规范的借鉴与创新突显了世界性艺术元素。她立足于美国文化语境重构女性生命价值观念,强调中华文化传统承继、融合中美文化,创造性地建构了具有文化异质性的华人移民族裔文化经验。兼具熟悉感与陌生性的汤亭亭作品获得读者认同,进入美国主流文学,完成经典化之路。

思政类作品之中国特色翻译策略探析

思政类作品翻译是传播中国政治文化和改革成就、塑造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翻译改写理论是以文化翻译为主要内容的翻译理论,在思政类作品跨文化翻译中,可以借鉴翻译改写理论及其方法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规范、译介方式等方面建构中国特色的翻译策略,推动中国思政类作品“走出去”。

论早期新诗选本中的分类问题

早期新诗的两个分类选本呈现了早期诗歌景观的另一番面貌,在这两个选本中新诗被分为写实类、写意类、写景类、写情类四类,编选者试图以分类的方式对新诗的创作和发展进行引导,使新诗以"真的"和"具体的"美学原则为规范,并使其呈现出与传统截然不同的诗学追求。

西方修辞化文学观一辩

在18世纪提出文学审美自律之前,延续了近两千年的西方文学观是西方的修辞化诗学传统。古代时期,修辞学作为一门研究言辞的学科,是统摄欧洲文教体系的庞大学科。诗作为有韵律和节律的言辞,也必须遵守修辞学厘定的规范。本文从文学的修辞化本质、作为修辞技艺的文学创作观(或谓规范诗学)、修辞学的情感学说以及作为效果学说的风格理论等几方面出发,阐述在古典修辞学视野下诗/文学的修辞面貌。

《吉檀迦利》:是创作还是翻译?

泰戈尔获得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吉檀迦利》,其实应该是作者本人从孟加拉文"翻"出来的,但是本诗集无论在选材、文本形式、叙述方式、内容建构等方面都与原作相去甚远。泰戈尔与其说是在翻译,不如说是以翻译为体、原作为用的一种创造性改写,此举模糊了翻译与创作的边界。本文认为,泰戈尔自译的英文本《吉檀迦利》之所以迅速获得西方世界的广泛认同主要源自以下几个因素:接受语境中的诗学规范,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东西宗教哲学的兼容并蓄,殖民地他者的"映像"重现。藉重新定位文学译者的角色,反思与重估历史上的类似翻译现象,并在一动态层面上历史地理解和把握文学翻译这一"信"条。

散文诗文体的最初成型与流变

散文诗是一种新兴文体,萌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代兴之际。它冲决了西方格律诗和自由诗的束缚,体现出强烈的自由精神和现代审美观念。经过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散文诗已形成自己的诗学规范,成为一种世界性文体,显示出不可忽视的存在和对未来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