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全覆盖过程中“监察问责”的困境与化解

监察问责在监察全覆盖中被采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较为原则,无法为问责实践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需要援引其他相关的问责制度文本,然而,相关文本规范在问责对象、责任划分、问责标准以及问责范围等方面规定不一,这无疑对问责实践的展开构成掣肘。监察问责权的旨趣在于,人民赋予的权力必须以人民需要为依归,监察问责存在边界并亟须规范,以此为逻辑起点,监察问责制度应从四个方面予以完善:一是问责对象中领导人员的界定应根据相关文件的适用范围审慎划定,党内问责和监察问责不能相互冲抵;二是责任划分应当遵循权责对等的基本逻辑,充分考量不同岗位职责的特殊性;三是问责标准应以行为为导向,激励和约束并举,合理考量民意;四是问责范围应通过条件限定而合理拓展到决策问责,完善失责必问常态化机制。

网络问责问题研究: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范

寻求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其中良效的问责机制是不可或缺的.网络问责作为一种民众参与度最高,快速有效的问责方式,其在廉政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实际诸多有效的网络问责事件中,公民权利与义务的享有、 履行表现出不对等.基于此,通过对网络问责中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性及其原因的说明,提出公民网络问责及其完善的要点在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范.

试论行政问责制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但是,行政问责制度实施过程中,人治化、政治化、运动化的特点仍然显著,在问责依据、对象、程序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反而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影响了法治政府形象的树立。随着社会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推进,行政问责制度的常态化、规范化和法治化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政府问责的制度性障碍及其消解

完善的制度是政府问责规范的必要条件。我国政府问责虽已有所进步,但总体而言还未实现制度化和法律化。只有通过制度设计来实现问责的刚性化,才能确保政府问责的有效性。

关于问责制有关问题的思考

问责制的实质是一种监督与责任追究相结合、与国家公务员制度等位互补的制度;问责制所问之责主要是政治责任,包括个人和集体责任、直接和间接责任;问责的对象重点是各级领导人员;问责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行政机关及其首长等。要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还需要明确问责制规定应坚持的原则和方式,问责与组织处理、党政纪处分、刑事责任的关系,问责的范围和程序等。

问责规范的非法治化现象--基于2002-2009年问责规范文本的实证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先后制定了200多部问责规范,其规模在2008年达到高峰。这些数量庞大的问责规范,无论是在规范的层级、颁布的机构与规范的名称方面,还是在问责事项和问责对象方面,都普遍存在诸多不统一,甚至矛盾与冲突之处,这反映实践中存在一种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选择性规范的现象。这种规范上的选择性又进一步加剧了实践中本已普遍存在的选择性问责倾向,从而导致问责的法制化与法治化之间发生严重的张力。

某区纪委监委环保问责简单泛化案

(2021年指导性案例第5号总第5号)【执纪执法要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利器,推动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党内法规对问责的主体、程序、情形等作出了明确规定,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通知也强调“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责不力、泛化简单化等问题,着力提高党的问责工作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