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规锁”政策的选择逻辑:体系结构与相互依存的互动视角

中国同苏联作为体系崛起国,体系主导国美国针对中国崛起制定了与“遏制”政策相比存在显著异质性的“规锁”政策。解释美国对华“规锁”政策的选择逻辑需要从体系与双边关系层次着手:体系结构多极化性质与开放性特征使美国面临同盟构建困境的同时,为美国利用现有多边机制强制规范中国提供可行性。而中美双边关系中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决定美国既无法全面对华脱钩,又为美国在某些尖端技术领域锁定中国发展空间提供先验条件。针对美国战略规锁,中国可针对性采取现有制度内抗争与建立新机制和弱化非对称性的双层次反规锁策略。尽管“规锁”政策本身不会将中美拖入“新冷战”的悲剧境地,但今后中国欲打破美国对华规锁实现中美良性竞争与共存仍需时日。

规则与法律:美对华规锁背后的国际秩序之争

美国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形式上是两部集中体现中美两国之间制衡与反制衡博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实质上二法案分别反映了中美两国在应对外来挑战,参与国际关系和构建国际秩序上的两种不同的秩序观,即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观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秩序观。拜登政府上任以来,不断宣扬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美国对华规锁的系统化、规则化转向已成愈来愈明晰的趋势。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

加快统筹制定数据跨境流动的中国方案

当前,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博弈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前沿领域。美日和欧盟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主导权试图先行制定更高标准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我形成了日益严峻的挑战。我国数据跨境流动相关法律法规仍需完善,以及与国际规则衔接。我须尽快通盘考量安全与发展、竞争与合作的利益平衡,明确国家数字主权和安全边界,做好数据跨境流动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加快完善数据跨境评估和管理框架,维护我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利益,增强全球数字治理的话语权,依靠内外联动扩大我国数字规则“朋友圈”。

美国遏制思维的历史演变与理论逻辑

美国意图将中国视为国内政治衰败的“替罪羊”和全球化负面冲击的“背锅侠”,并推出“规锁”战略企图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将意识形态冲突内化为不公平竞争、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劳工权益等“技术—贸易—产业”问题,其遏制思维充满悖论,违背了时代潮流和世界公意。中国化解遏制之道,是将外交战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普世价值,倡导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美国对华战略规锁下的贸易冲突博弈路径选择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

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从升级对华关税制裁、重塑国际贸易规则、严控高新技术获取、扩容货币互换协议、打压中国概念股票、推进产业链自主化和"去中国化"六个维度,对中国实施选择性"挂钩"和关键领域"脱钩"的经贸规锁。其行为逻辑,一是为满足国内多元化经济集团的利益诉求,二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威胁认知"和大国战略竞争的"权力逻辑"。从战略约束看,美国开放性利益集团的经济理性、其他经济体的行为取向、中国的结构性国家竞争优势,构成了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重要制约因素。作为应对,中国需确定"全政府"的战略模式,理解"双循环"的科学内涵,贯彻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重视"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

新冠疫情叠加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全球价值链新动向研究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严重冲击了全球价值链。中国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对外依存度高,且处于价值链中低端,是全球价值链易受到冲击的直接原因。新冠疫情叠加中美贸易争端的余波,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渠道冲击价值链,使得中国面临雪上加霜的双重打击。疫情的两轮冲击率先作用于中国外贸出口,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海外疫情的扩散,疫情对价值链的冲击将由供给转向需求,出现进出口不对称下降的现象,使得未来我国贸易差额变动的趋势更加具有不确定性。进入后疫情时代,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因素、民粹主义成为美国“规锁中国”,进而冲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催化剂。跨国公司布局全球价值链时,价值观和安全考量将高于经济效率,产业链更短、更分散、更本地化成为新趋势。短期来看,中国应力保已有供应链不中断;中期应提升自身能力,降低被替代的可能性;长期应加快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合理布局产业链,谋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的利益最大化。

从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新特征看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路径选择

贸易调查是中美贸易摩擦中重要的表现形式。其中,"双反"措施、"非市场经济地位"由于具有一定的"规锁"性而备受美国青睐,这一逻辑也反映在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后的政治诉求上。美国对华贸易战暂停90天的缓冲期对中美双方都至关重要,如何用时间换空间,哪些"理"能让,如何找到中美之间最大公约数是协议达成的关键。本文在全面梳理美国对华贸易调查案件特征基础上,以公平贸易为理论基础,对美国贸易政策主张进行阐释,找到美国对华关税战与贸易调查特征之间的内在逻辑,对中美经贸磋商的走向进行预判,并提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和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最好的应对就是坚持40年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承诺更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要加强自身内部的市场化、法制化建设。中国要打破美国的"规锁政策"就是不要"逢美必驳",承认公平贸易的合理性,学习对手的经验,把自己变成规则的维护者,然后才是规则的制定者,中美经济实力竞争的背后是体制和制度的竞争。

尚未触发的“修昔底德陷阱”与美国对华政策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颇具改进潜力的理论机制,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一概念既无助于拓展对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也不符合对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现实的直观感受。如果用军备、冷战竞赛或者破坏性政策来代替战争作为因变量,"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更是能够具备相当程度的解释力。不过即使如此,利用该机制来分析当前的中美关系时,仍然要仔细审视这对关系是否适用于该理论的关键逻辑--美国对中国的实力增长真正地感到恐惧。从政治心理学中恐惧的概念出发,结合美国国内的相关讨论、政策表述和对华行为,可以看出美国目前并未恐惧中国,其行为更多是为了追逐利益和声誉,其整体对华外交政策以"碎片化"和"追逐风险收益"为主要特征。这意味着"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尚未在双边关系中触发。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变化是将"规范"中国的重点从政治和安全领域转移到经济领域,更多是其对冲战略的重心调整而非"质变"。"修昔底德陷阱"尚未触发的结论有其双重意义:积极而言,不必夸大美国的制华政策,激烈的经贸摩擦并不必然滑向"新冷战";消极而言,中美关系仍然有很大的恶化空间,如果持续互动不当,还会招致更具破坏性的结果。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冲突的权力逻辑

美国对华贸易冲突折射出特朗普任期内的美国对华经贸战略出现了四个实质性变化。无论就全球层面还是就双边关系以及对美中两国各自的利益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冲突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课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从性质来看,美中关系正从"战略伙伴"质变为"竞争对手",其特征是美国将对华"接触"调整为对华"规锁"。从逻辑上看,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冲突必须被置于心理预期和大国间权力消长的维度中去加以解读。为有效应对美国的贸易施压,中国既要在坚持底线思维和合作共赢的前提下与美国开展贸易对话,又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科技强国战略,加快推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稳妥地推进对外开放,深化双边、诸边和多边经贸合作。

能源危机背景下的欧盟气候战略取向:战略竞争的视角

全球气候变化是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风险,而气候行动失败不仅会加剧气候风险,而且会带来更严重的能源危机。欧洲能源危机暴露了欧盟气候战略的脆弱性。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气候政策:通过立法强化节能减排潜力、完善清洁能源存储基础设施、确保碳市场和碳价平稳合理、推动电力部门脱碳公正转型、重构欧盟能源供给和需求。为了维持战略竞争优势,欧盟将气候政策法制化和长期化,以提高能源供应链领域的安全,同时有效平衡产业链领域的开放和安全。欧盟联合七国集团协同推进气候政策的战略转变,强化了发达国家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战略分歧,对全球气候治理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为了应对欧盟气候战略转变,中国应当坚持立足国情、未雨绸缪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资金机制、技术转让等领域与欧盟、七国集团弥合分歧,加强对话,从而实现全球气候治理的合作共赢。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研判及中国对策

近年来,美国不断升级对华打压,逐步形成并发展为对华战略遏制与规锁,两国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基于体系结构决定单元行为的新现实主义逻辑和中美战略矛盾的现实基础,可以预判,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在短期内不会因政府更迭而出现根本性转变,结构性矛盾主导下的中美战略竞争仍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且,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疫情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甚至可能升级对华规锁战略。尤其在多边合作、意识形态、经贸规则和周边环境等方面,中国将继续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与挑战。为此,中国应着力于夯实国内大循环主体基础,确保和增加中美关系的依赖程度,深化同欧洲的合作,稳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