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眼·锐眼·热眼——基于生命体验的三种文学视觉书写形态

视觉文化时代,技术化的视觉让身体的感知结构由文字转换成图像的接受,并推动了新的媒介形式的变革。文学在现代视觉化语境中,也从自身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以视觉为锚点,选取莫言、毕飞宇、史铁生三位着重刻画过视觉重要性的作家的代表作品,从感官和思维的场域,解读他们对可见与不可见的边界的探询和守护,将视点最终落在人类的生命体验上,探讨文学写作中被普遍呈现并被集中赋予审美特性的三种视觉类型(即“盲眼”“锐眼”“热眼”)及其特征。考察作家通过视觉书写所展现的独特、复杂的生命体验,是透析文学的社会性、文化性、呈现生命现象特性的重要维度,对拓展文学领域的视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微时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视觉书写

近年来兴起的微电影不仅向我们展示出新媒体艺术所蕴涵的巨大发展潜力,同时更为我们观察思考自身所处的这个'微时代'提供了又一有意味的文化范本。历史地看,微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是网络微视频被主导意识形态文化和商业文化联手收编的产物。微电影艺术的成型,标志着中国新媒体艺术主流化的开端。自此,曾经作为中国青年亚文化主阵地的新媒体平台,将更大程度地被纳入主流文化的秩序框架之中。但是,在这个多元化、碎片化、去中心化的微时代,要真正建立起主流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之间的良性沟通机制依然是任重道远。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视觉书写

该文基于新时期开拓性作家刘心武小说中的视觉书写,进一步考察这一时期男性话语中的女性镜像,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女性镜像并没有大的改变,即女性是促发男性成长的阶段性工具,女性被想象为男性心灵复原的慰藉者。而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在与男性话语"合谋又冲突"的镜像突围中,则表现出更繁复、更斑杂的色彩。同时,新时期小说的视觉书写也显示出建构新的主体性形态,以及自我与他者新型关系的萌芽和努力。

环境肖像与影像民族志——以白族村落的视觉书写实践为例

对于视觉人类学来说,环境肖像是特定生境关系与族群认同的视觉表征,而影像民族志更是对其图文互证的深描。文章以"中国白族百村群像"和"中国白族村落影像文化志"两次民族村落视觉书写实践为例,通过对调查对象历史背景、空间环境、主体性、生境和习俗的分析,讨论影像民族志书写中需要注意的一些文化节点,如历史与现实中跨区域经贸交往的关系,村落与生态的关系,多民族杂居地的族群关系,人文传统和文化心理问题,特色民风民俗的呈现,民间手工艺的村落传统,回访和出新,文字和影像的互证关系等。

夏蒙·埃蒂与他所书写的视觉历史

夏蒙·埃蒂既是艺术家也是人类学家,这使他具有对于历史及自己艺术的定向能力。面对犹太族群浩劫的历史,及浩劫后犹太文化在柏林历史中的"缺席",他涉猎大量档案资料,孜孜不倦地埋头研究,犀利地审视历史事件,使用从档案中找的图片和文字记载,作为构建作品的基本材料,并将收集到的那些丝毫没有艺术性可言的信息资料加工成艺术品。在欧洲举行的展览中,他以影像的方式进行视觉书写,彻底揭露那段历史中被扭曲的信息,修正那段被人遗忘的历史。他将这种探索拓展到更广的领域中去,关注除了大屠杀之外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传达自己对于社会的批判。视觉书写为人类带来了艺术认知的新体验,具有整合力量,使他的作品能为公众提供对历史真实的反思,这使其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历史美学价值。

重见越南,修复创伤——论《在乡下》中记忆的视觉书写

越战是美国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战败重挫了美国的国族自信与男性气概,成为了美国创伤文学的一条重要叙事线索。在小说《在乡下》中,鲍比·安·梅森成功地将越战创伤纳入重忆轨道,为老兵艾米特开拓了一条创伤修复之路。本文将依循"集体失忆"—"重‘见’记忆"—"演绎记忆"的路径首先考察集体失忆下战争话语的嬗变所导致的老兵身份降格;其次,本文将分析第二代创伤见证者如何"重见"越南,帮助受创者重返记忆之地并最终与过去达成和解,以期为南方文学的记忆研究提供新视角,并对视觉元素在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审美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批判性思考。

《贝乐克的奥菲利亚》中的历史化书写

美国桂冠诗人、普利策诗歌奖获奖者娜塔莎·特雷瑟维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美国非裔诗人之一,以书写美国非裔历史见长。个体叙事的历史化是其诗歌历史书写的主要策略,其作品“视觉艺术诗”的形式突破了传统的个体叙事书写。本文从视觉书写、个体叙事书写、历史化书写三个方面对特雷瑟维诗歌《贝乐克的奥菲利亚》进行分析,认为《贝乐克的奥菲利亚》中个体叙事的历史化书写主要从叙事者设置、跨媒介书写、语言、文体策略等多个维度进行构建。

图史出版物:文化史公共记忆的重要构成

中华文化始终有着“书画同源”的视觉认知模式,这种“图文互构”甚至“图文同一”的文化模式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宏大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图史出版物得以蓬勃兴起,对读者历史公共记忆方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构成了中华文化和历史公共记忆完整的文明谱系。图史是国家历史公共记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明渊源实证与信物场域的“原境重构”,延伸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增强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信度、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内涵、活化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场景。因此,图史出版物具有十分重要的独到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

人类学视域中的艺术与美术之界定与探源

艺术起源是一个学术领域长期探讨的课题。西方学界自古希腊起对艺术探源研究的结论就莫衷一是。文艺复兴以后西方艺术大师辈出,哲学和美学界对艺术学的研究盛况空前,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也走向深入。18世纪后,启蒙学者创造出“美术”新术语界定艺术与美术新畛域,但在艺术实践和理论探讨中,二者交叉和重合的现象依然存在。现代人类学发展为艺术探源做出了杰出贡献,通过考古学史前学的研究和田野工作对当代原始部族文明的平行研究,证实艺术起源于上古人类活动的视觉记录和文明传承的需要,史前艺术实践活动是人类体质、心智及群体互动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人类进化和文明塑型中贡献卓著。

可视语言:威廉·布莱克诗歌的跨媒介叙事艺术

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与《天堂与地狱的婚礼》这两部诗歌的跨媒介叙事主要以文字与图像作为其想象力的载体,反映了人的心理与图像意识,而他诗人/画家的双重身份对读者/观者的艺术欣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他的图画式重复原则通过"感官字母"与"斜体书法"等手法对诗歌进行视觉空间化处理,揭示了这两部诗歌中文字与图像所叙述的内部对立与融合等艺术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