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国公使觐见清帝制度的确立

公使觐见清帝的制度是近代中西外交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然而，由于清统治者的愚昧及其它原因，此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建立。直到１９世纪末，它才随着政治、外交。

试论同治朝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之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美、法等国即提出觐见清帝的要求。此后,外国使臣是否以跪拜之礼觐见清帝,成为中外难以逾越的外交障碍。中英修约期间和同治帝亲政后,外国方面再次提出觐见问题,并与清廷展开交涉,清廷内部亦就此发生激烈争论。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各国公使分别以作揖和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这一原本属于外交范畴的礼仪之争带有明显而浓重的侵略色彩。同时,清廷觐见礼仪的变改,使其从天朝大国的自我封闭中醒来,步履蹒跚地走向了世界,这又是历史的进步。

清代朝鲜使臣觐见时中朝口译的原则、策略与评价——基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与资本理论

受清朝与朝鲜王朝的宗藩关系影响,在朝鲜使臣觐见时,皇帝、朝鲜使臣、朝鲜语译员间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权力地位分明的觐见政治场域.该场域又形塑惯习,使参与行为者具有一种倾向系统,言行均有原则可寻.其中,朝鲜语译员的口译原则是在维系皇权及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做好口译.而惯习又生产策略,觐见时朝鲜语译员也会进行译前准备,口译时采用直译法、增减译法、敬语与非敬语处理法等.场域运行与行为者的位置关系维系需依从资本,而口译能力的不断降低,表明朝鲜语译员在觐见政治场域内资本的减少,地位弱化.本文的研究扩展了清代中朝口译史的研究领域,延伸了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在中朝口译史研究中的边界.

日本公使觐见同治帝与近代早期的中日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帝首次接见各驻京外国公使。有幸参加这次站立觐见活动的日本全权公使副岛种臣不仅单独一班,而且先一班觐见了同治帝。日本获此殊荣表明中国对日本政治立场的改变。19世纪70年代,东亚区域内国家已开始运用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重整东亚地域内秩序抑或对自己所属领地以及附属邦土进行主权确认。中国愿意与日本建立西方近代的国家间平等关系即为藉近代西方国际关系法制约日本对自己在东亚区域内之属邦进行侵蚀的一个举措。

戊戌时期清廷觐见礼仪的改革

戊戌变法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爱国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启蒙运动。百年来，人们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但有关戊戌时期清廷觐见礼仪方面改革的问题，目前尚无文章论及。笔者拟就此略抒管见，以为引玉之砖。一、传统礼制冰山的消...

东归土尔扈特等部首次参加热河觐见、授封人员及相关史料考

1771年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乾隆帝派人护送东归土尔扈特等部代表,从伊犁出发前往热河觐见,并于九月十七日,宣布封赏谕旨。但东归土尔扈特等部首次参加热河觐见、授封人物却因种种原因有呈现一个动态变化的情况,而学术界近40年来在相关人数与名单上一直有多种观点。经对诸多档案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可知:朝觐队伍出发时,即有子弟顶替父兄出发情况,总计为13人(12位台吉,1位喇嘛),途中1位台吉劳章扎布病逝;共12人抵达热河觐见到皇帝,11位台吉授封,喇嘛罗卜藏丹增未授封;但不久台吉额默根乌巴什病逝,乾隆帝淡化了此事,在其所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只载10位亲至台吉,而且并未提及喇嘛罗卜藏丹增。

清代喇嘛觐见礼探微

为了获得蒙古人为主体的各个藩部的支持,清王朝历代统治者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喇嘛的觐见礼仪规格。清初,清廷给予上层喇嘛超高的礼仪规格;清中期相对降低;清后期清廷使上级喇嘛彻底成为清廷的藩部臣子。通过喇嘛的觐见礼,清廷进一步增强了各个藩部它的向心力,并有意识的逐渐提高了中央政府的礼仪地位,增强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周代觐见礼与《诗经·小雅》部分诗篇的创作

《诗经·小雅》部分诗篇是因周礼而作,是周礼的文化产物。以周礼为背景对这些诗篇加以对照考查,可以揭示诗篇创作的本义、本事,从中窥视《诗》与礼的关系,纠正一些关于这些诗篇的误解。觐见礼是周礼中的重要仪节,是周天子为诸侯朝见而特设的礼仪。与之相应,《诗经.小雅》中《蓼萧》、《菁菁者莪》、《采菽》等诗篇是诗人据觐见礼而作。

九三年——《1793乾隆英使觐见记》重读感言

那并不是雨果的《九三年》，也不是狄更斯笔下最好又最坏的年代。对中国来说，这一年，却影响了五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以及一百年后的甲午战争。

“诗意”的历史能动性——论《乾隆英使觐见记》的中国形象

《乾隆英使觐见记》为1793年英国访华使团钦使马戛尔尼的访华日记,作为使团来华的见闻实录,该文本是此事件的核心文本,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该文本塑造了一个“诗意”的中国形象。但中国形象的“诗意性”,不仅是历史文本中一种客观存在的虚构因素,而且具有能动性,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推动力量。正是由于这种文学性的存在,才使历史文本得以书写,并被接受而成为历史,并且潜移默化地塑造和改变着中国形象,乃至世界文化和历史进程。

清光绪潮州三位武官上京觐见概况

封建皇朝时代,外官能够上京觐见皇帝,是无上的荣光。官员觐见时的具体情节,现在一般都是通过影视了解。可以见到觐见的“官员”或者与“皇帝”同坐在一张桌子笑逐颜开的聊天;或者跪在一个垫子上与皇帝对话。这些情节都是戏剧性的。本文通过一些文献记载,讲述三位潮州籍武将上京觐见皇帝的概况,让读者了解封建时代官员上京觐见的繁文缛节及清代官场的风气。

通商 还是觐见——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

1793年9月14日,一次历史的会见在热河避暑山庄进行。乾隆皇帝在那里会见了一群远道而来的英国客人——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和他的助手。

乾隆年间下层民众生活状况、心态与皇帝崇拜——以《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记叙为例

在《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和《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中,马戛尔尼、巴罗等人观察并记述了中国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发现他们具有尽心尽力的劳作态度,苦干巧干的劳动作风;妇女与男子一样从事田间农活;他们饮食粗粝,衣着不整,居室简陋,很是清苦;他们因信仰神灵、命运和崇拜皇帝,陷于无权状态,安贫守分,是吃苦耐劳、可悯可叹的守法良民。而清朝皇帝则享有隆重尊君礼仪,占有不可数计的财富和专用的御道,生活奢华;为其服务的官僚体制就像一架机器,听其指令且有序、高效地运转;高度集权的皇权为世界王权之最,非其他国家的君主可比拟。建立在勤劳朴实的民众基础之上的清朝君主专制政权十分巩固,它虽然能够兴办重大水利工程,维持社会稳定,然而亦有难于克服的隐忧。清朝君主集权体制的完善,并不能够给民众带来福泽。有着种种社会问题的满清社会、政权将有怎样的前途,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未雨绸缪。

刘半农《乾隆英使觐见记》:翻译之发挥与研究之盲从

《乾隆英使觐见记》是刘半农翻译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日记,该书现已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史料。然而其依据的底本并不权威,译本带有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规范的痕迹,是特定历史语境之产物,它作为研究史料的合法性令人质疑。对《乾隆英使觐见记》的个案剖析有助于学界对翻译引发的学术规范等问题进行反思。

翻译批评与译作功能:析《乾隆英使觐见记》之旧译今用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日记刘半农译本《乾隆英使觐见记》是民初文学翻译规范下的通俗读物,却成为当前相关研究的重要史料。译作功能的转变可从翻译批评的角度言说。本文审视翻译批评如何既描述又建构《乾隆英使觐见记》不同时期的译作功能,并以价值哲学评价理论考量翻译批评里客体属性与主体需求间的统一与张力,最终揭示出自具局限的翻译批评话语对《乾隆英使觐见记》当前译作功能的误导。

李鸿章与外国使团觐见问题的解决

觐见皇帝的礼节．是早期中西关系史上争执的焦点。西方使团来到北京，他们几乎都和清政府为这一问题争吵．往往形成无法解决的僵局。双方都把礼节作为有关国家威信的大事。清政府以“天朝上国”自居。不了解世界局势。把其他国家都视为文明低下的“蛮夷之邦”；其他国家又不愿接受被歧视的地位，同时，他们也轻视在近代已经落后的中国。特别是当时的“海上霸主”英国．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更不用说要按中国的惯例行礼。

清代西藏喇嘛使团觐见护送与安全相关法律问题

西藏喇嘛觐见往返北京途中的人身财产安全问题在清初已存在,时有遭遇抢劫的记载,然而,朝廷从立法的角度回应此问题则以乾隆朝为主,乾隆皇帝为解决该问题进行了制度上的设计,这种设计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为后代所继承。乾隆朝的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朝廷将其推广及蒙古、新疆伯克使团。喇嘛使团护送与安全问题集中于使团携带行李的数量、途中财产丢失责任的划分、使团及护送人员沿途滋事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以乾隆朝后期为界,关于这三个问题的处置呈现出从一味迎合喇嘛到限制喇嘛、维护朝廷权威的变化过程。郭罗克人的抢劫是喇嘛觐见途中安全的重要威胁因素,有清一代并未有效地解决此问题。

论清代有关乾隆朝英使觐见礼的记述变化

关于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觐见礼一事,历来众说纷纭,不仅中英双方当事人记载不同,清代有关此事的记述前后也发生明显变化,乾隆时期的官方记述含意模糊。嘉庆时期则在官方记述中提出"恪恭成礼"说,构建英使团以三跪九叩之礼觐见的清晰表达,此说成为后世的主流观点。同光时期,马嘎尔尼使团觐见时行西式礼仪的记述相继现于报纸奏折,并被广泛征引。其后,三种记述及其观点并行不悖,影响深远。清人对乾隆年英使觐见礼仪的认识转变是与清代中西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英国对华外交中的觐见问题——礼仪与利益的合体

1873年6月29日,日本大使和西方五国驻华公使(英、法、俄、美、荷)以躬身之礼觐见清同治帝。该事件宣告外国使节觐见中国皇帝时行"叩头"之礼开始走进历史,西方国家在外交礼仪层面对古老中国的"强制性改造"取得一个标志性成果。作为当事国之一的英国,从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帝,到1873年威妥玛觐见同治帝,觐见问题由一个寻求贸易便利外交机会演变成在"合作政策"掩护下企图引导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英国在觐见问题上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反映英国政界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深入过程,另一方面则展现出英国外交官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利用觐见问题为其本国利益服务的外交尝试。

1873年日使觐见同治帝的礼仪之争——李鸿章与副岛种臣的外交交涉

1873年6月29日(同治12年6月5日)驻北京各国使节在紫光阁举行了空前的觐见同治帝的仪式。说其空前是因为代表着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三跪九叩'大礼被废,取而代之的是接近于近代国际外交礼仪的礼节,而中国在这次礼仪之争中又被迫向近代化迈进了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与其他外国公使不同,他单独以作揖礼被召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礼仪问题上首次与中国发生碰撞,这次交锋以中方的妥协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