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经》学“以情解《诗》”新论

宋代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以情解《诗》”,具有重大的《诗经》学史意义。宋代学术革新的引领者欧阳修首倡“以人情求诗义”,并经由北宋中期学者发扬光大,在南宋前期学者王质这里达到顶峰,继而愈来愈呈现出道学的流派色彩。以情解《诗》之所以形成于宋代并广受欢迎,根本在于《诗经》“出于民之情性”的属性,先儒确立的“诗言志”传统与魏晋以来的“诗缘情”新说都是它的学理渊源,加上宋代士人受出身影响而养成了喜言情性的思维方式以及最终服务于建立有别于汉唐的“宋学”《诗经》学的目标。另一方面,以情解《诗》存在着以今度古、以偏概全的缺点,并非诠释《诗经》的“灵丹妙药”,宋人自己业已反思其弊。最重要的是,宋人虽重“情”,但对“情”持有实质性的贬抑态度,所重之“情”一定是添加了“正”字的“正情”,《诗经》学宗旨正是达于经学意义的“性情之正”“敦厚之义”,因此,以情解《诗》是经学范畴的理念与实践,并非文学《诗经》学的标志。

《诗缉》的成书时间及其“以诗解《诗》”

作为宋代《诗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之一的《诗缉》,始刻于淳祐戊申(公元1248年),成书于淳祐末与宝祐初(公元1251年之后),历时达四年以上。《诗缉》的最大特色就在于它的"以诗解《诗》"。具体表现在它能以诗人作诗与读诗之法来解读《诗经》;同时,它还能引用作为文学作品层面上的文学之诗来解读《诗经》。也正是因为《诗缉》的这一特色,为明清时期《诗经》学研究的转向揭开了序幕。

朱子之“去《序》解《诗》”析论

宋代诗经学者对《诗序》或从或废,朱子对《诗序》的态度并非盲从前贤,而是经过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朱子《诗序》观经过了从遵从《小序》到间为辨破再到去除《小序》三个过程。朱子是去《小序》言《诗》,而并非有学者认为的遵《序》或尊废参半。去《小序》解《诗》的原因是纠正汉唐学者主题先行的解《诗》模式,以《诗》说《诗》,从而继承孔孟道统。朱子将《诗经》从《诗序》和《毛诗》中解放出来,不过,终有宋一代,并未产生多大影响,真正产生影响是在元延祐以后。

韩国李朝《诗经》学以《礼》解《诗》的文化意义

以朱子《礼》学解释《诗经》是韩国李朝后期具有本土特色的解《诗》方式,也是李朝对中国朱子学说全面接受的具体体现。重在论述李朝这种解《诗》方式产生的文化背景,以及李朝士人用朱子《礼》学阐释《诗经》过程中对诗意的丰富,并论证了李朝《诗经》学在《礼》的民间化过程中所获得的普及,以及其对于夯筑韩国儒学民众基础的意义。

“知难”挑战下的阐释:章学诚解《诗》考论

章学诚一生治学处于"知难"的挑战下,而不被时人理解。在此心理事实基础上,针对考据学派、义理学派和辞章学派的解《诗》理论,他建构出以兴象和诗教解《诗》思想。包括重视《诗》的情感性和形象性;以《礼》约《诗》,设身处地的理解《诗》产生的时代语境。最终实现合考据、义理、辞章为一家的学术理想。章学诚的这种解《诗》思想以明道的角度,揭示了《诗》的本质特征和源流意义,贯彻了与之相始终的"六经皆史"的学术思想。

阴阳学说对《毛传》解《诗》的影响——兼论对《诗经》“讹言”一词的正确理解

本文认为《诗经》中的"讹言"是一种以灾异为内容的谣言,旧注"诈伪之言"或"谗言"的说法不准确。历史上"讹言"现象的出现及《毛传》对相关内容的解释,与阴阳学说有关。该学说将宇宙、人世间的各种现象都归入阴阳两系的对立,使自然与政治的联系成为可能。《毛传》对一些诗句的解释,正是这一思维模式下的产物。

略论钱锺书的以诗解《诗》

钱锺书《管锥编》读《毛诗正义》,是别具一格的以诗解《诗》的典范之作。本文主要探讨了钱锺书先生尊旧解而出新意的研究手段、设身诗境探幽发微和多诗合观及平行研究的方法。

好读《诗》更求甚解 每达诂必有会心——论许总《诗经诗解》对《诗经》学研究的贡献

许总的《诗经诗解》体例精严新颖,解析详辨通达,洵为当代《诗经》学研究的一大力作。其主要特色有:一是回归经学传统,在经学的脉络中阐发《诗》旨;二是极力挖掘《诗经》的文学内涵,呈现经学与诗学的双重意蕴;三是寄寓现实关怀,以古视今,反思历史兴亡,关注社会现实,重寻传统文化之基;四是以诗解《诗》,赓续七绝论诗传统,解《诗》绝句风神绝妙。从学术发展的视野来看,许先生的著作不仅有鲜明的个人治学特色,对当代《诗经》学的推进也有重要的贡献。

王质以人情解《诗》研究

王质以人情解《诗》深受宋代江西学风影响,以人情解《诗》包括常人情理与自我情理两个方面,对《诗经》作品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同时也有以今论古的风险。

“以《诗》说《诗》”与“以《序》解《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基本原则研究之二

本文认为'以《诗》说《诗》'是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是建立在朱熹对'以《序》解《诗》'的辩论之上的。文章着重从朱熹对《毛序》主要弊端的辩驳,阐释了朱熹是如何建构其'以《诗》说《诗》'原则的。'以《诗》说《诗》'不只是一个《诗经》诠释的原则问题,更是一个主体审美精神张扬,'还原'审美意蕴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重要体现。

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毛奇龄《诗》学理论的逻辑推演与困境突围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由反驳朱熹"淫诗"说,推演出一套"以《春秋》解《诗》"的逻辑,依靠对《春秋》史事与义理的选择性吸收,建立起区别于《毛诗序》《诗集传》的解《诗》体系。这一阐释逻辑通过《春秋》与《诗经》两部经典之间的深层联系,为《诗经》问题的破解找寻出路。但其驳论有偏执之失,立论存僵化之弊,致使自己陷入理论困境。而一旦看破作诗与用诗的区别和联系,其解诗理论便能找到突围之路。

论春秋时期的《诗》文本阐释及其特点——基于《左传》、《国语》中“赋诗”、“引诗”的探析

春秋时期的史书《左传》和《国语》中载有大量"赋诗"、"引诗"等诗学活动,其中以时下外交行人为阐释主体,在多个方面对《诗》文本进行了尝试性的阐释,如诗旨的归结、诗句大意的阐述、字词的训解,等等。而"断章取义"是时人在熟知文本基础上对《诗》的灵活运用。春秋时期解《诗》也呈现出朴素性、功用性、互动性、单调性等特点。《周语下》记载晋国叔向对《周颂.昊天有成命》一诗的通盘解读,在解《诗》史上有开山之功,为后世解《诗》树立了一个模板。春秋时期解《诗》可以视为后世系统性解《诗》的发端。

汉代“齐诗”与孟子渊源考辨

汉代"齐诗"学派的解《诗》逻辑是以"阴阳五行"为形式,以"微言大义"为手段,以"通经致用"为目的。虽然"齐诗"与先秦《诗》学的联系因史料的缺乏存在着极大的复杂性及不确定性,但就解《诗》方式而言,孔子、孟子的观念对其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孟子及"始于孟子的齐学系统"对"齐诗"解经方式形成应有直接作用。

以诗论道: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以《诗集传》为考察对象

“以诗论道”是朱熹《诗经》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朱熹治《诗》的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经传分离、以经解经、由情入理三个方面,既主动剥除前人见解,直接于经文本义上探查义理,又在《诗经》解释中援引《礼》《易》《春秋》之言来相互论证,以体现史论结合的特色。同时,朱熹还在《诗》学阐释中关注作者的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义理发挥,肯定了《诗经》的文学特性。朱熹的《诗经》学随着其理学思想的发展而体现出独特性,并促进了其道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毛诗原解》叶音今音韵系与17世纪湖北京山方言

通过穷尽地对《毛诗原解》叶音音注进行分析、系联,最终系联得韵段1766个,归纳为十五部,同时得到若干特殊韵例。联系现代湖北方言,结合其它文献资料,《毛诗原解》叶音今音韵系十五部大体反映了17世纪京山方言韵母系统的基本面貌,明人郝敬基本上在拿他的口语叶《诗》韵。

先秦文献对《诗》之解析与《诗》义的生成

在先秦文献中,解《诗》者于引《诗》后对诗句进行的阐释,是为《诗》之句解。这类解《诗》有其内在的分类、逻辑与特色,大体可归为三类:一是《诗》句初义的解析,解《诗》时顺解句意或简省地点出诗句所述何人;一是《诗》句古制的解析,即对诗句蕴含的古制进行解读,链接相关的制度背景;一是《诗》句寓意的解析,对诗句寄托的意旨加以阐发,根据解《诗》者论说之需进行申释。这些解《诗》材料,可作为传、笺之外的文本,丰富了《诗》的句解,成为后世解《诗》和论说的依据。

朱熹作有《诗集解》一书吗?

朱熹《诗集传》作为古代《诗经》注疏中的重要书籍,为人所熟知,而"诗集解""诗解""集解"等,在朱熹与朋友的书信以及《朱子语类》中常用来称呼其《诗经》著作。束景南先生等认为朱熹有两本关于《诗经》的著作,《诗集解》是以《诗序》解《诗》的著作,《诗集传》是黜《序》解《诗》的著作,且以淳熙五年(1178)作为两书分界①。近来有吴洋《朱熹<诗经>学思想探源及研究》认为朱熹并没有《诗集解》一书。事实如何?通过分析朱熹与朋友的往来书信和《朱子语类》,可知所谓的《诗集解》只不过是《诗集传》的偶一称名,并非朱熹早期《诗经》著作的书名,即不能证明朱熹有《诗集解》一书。今就此作一考述,以求教于方家。

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

清代经学兴盛,经学文本对文学创作的话语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清代文坛以《诗经》为理论基础,结合传统儒家的思想内旨与艺术审美,为女性文学建构了一套系统完善的批评模式。他们从女性文学创作的合法性出发,通过言德关系、性情论的探讨综合把握女性文学中的思想旨意、情感表达以及审美精神等多方面要求,形成了以《诗》解诗论诗的批评方式。在经学传统的阐释下,清代女性文学崇尚温柔敦厚、贞静幽闲的诗教大义,喜好独抒性灵、真切自然的情感抒露,重视兼具性情之正与性情之真的文学本色。这类经学视域下的清代女性文学批评,既包括了对经学早期含义的理解认同,也容纳了经学传统背后新意义的生成,正是儒家学说在后世的经典化过程,对于女性文学主体价值与个性精神的认识与开拓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