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制评析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制具既有很多优势,也有一些局限,应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改革行政理事会主席产生方式、修改法律适用规则、建立独立财政机制、建立上诉机制等。为充分利用这一仲裁机制,我国应建立健全国内的法规制度、撤销对有关公约的保留,并在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更多引入这一仲裁机制。

论中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创建——以弥补ICSID机制缺陷为视角

ICSID作为世界范围内主要负责解决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间投资争端的国际机构,在利益保护上不合理地偏向于对投资者私人利益的保护,面临着被加入国用脚投票的风险。同时,包括ICSID在内的当前国际主流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依然被西方话语权所掌握,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严重缺乏关注。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区域合作以及中国不断促进外商投资的背景之下,中国已经成为了输出投资和吸引外资的兴业热土。以中国为主导,建立一个能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能输出东方调解经验与智慧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是当前的迫切需求。

论调解在“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的运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各国法律和文化差异导致商事及投资风险较大。其中,投资争端涉及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的矛盾,在"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战略中尤需关注。目前,投资争端多采取仲裁的解决方式,调解应用较少。调解方式突出争端解决中中立第三方的引导作用,更符合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以调解这一温和的争端解决模式为核,心,建立"调解+仲裁""调解+诉讼"等模式的多元化争端解决中心,强调争端解决信息化建设,是就"一带一路"争端解决而作出的重要尝试。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

随着国际投资的大量发展,国际投资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传统的方法难以解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虽然是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但由于其对争议无强制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无时限和涉及国家当事人的裁决往往因国家主权豁免而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缺陷,导致了该机构没有有效发挥作为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所应有的作用。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体系内,其所具有的强制管辖权、确定的程序时限和有效的裁决执行方法等特点必将对多边国际投资争议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研究——我国应在何种程度上接受ICSID的管辖权

近年来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迅速增加。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已从单一的投资接受国转变为拥有投资母国和接受国双重身份。在此背景下研究我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条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通过对我国已加入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近年发展之研究,发现其管辖权不断扩大、偏重对投资者保护,故全面接受其管辖权将会对逐渐转变为投资大国的我国十分不利。我国应在双边投资条约中有保留地接受其管辖权。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扩展,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日益演变为集贸易、投资等诸多争端解决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比较而言,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比解决投资争议的国际中心(ICSID) 更具优越性, 体现了其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制度的发展。另外,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有可能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构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涵盖的经贸范围广泛,但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方面有较大差异,尤其是法律制度的差异,因此导致在具体实践中,跨境投资极容易发生争议。因此,急需建立一个公正、透明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本文通过列举国际上现行的ICSID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的分析,进而改革ICSID争端解决机制以解决目前发展中国家作为投资东道国与投资者之间发生的投资争端,并参照借鉴,构建“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公正解决争端,保障争端主体双方的利益。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及其启示

设计投资仲裁机制的初衷是以非政治化方式解决争端,但在实践中往往成为跨国公司挑战东道国政策措施的手段,所以澳大利亚等国目前不再纳入上述条款。可以通过设立上诉机构、常设国际投资法院以及引入调解等替代争端解决方式改革投资仲裁制度。我国也可以借鉴上述做法应用于上海自贸区的争端解决实践。

试析中国签订BIT中的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

我国签订的BIT中关于东道国与投资者争端解决条款一般规定了三种解决方式:协商、东道国国内救济、国际仲裁。在新近签订的BIT中,中国对外资的管辖权逐步放弃。中国在今后签订或修订BIT时,有必要参考或借鉴中国BIT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BIT的经验或教训。

国际投资争端仲裁研究的力作

自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企业法>以来,中国以吸收外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为突破口,实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基本国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保持统一性——WTO“多边投资框架”争端解决机制谈判前景

在实践中,因国际投资引起的法律争端一般发生在三个层次: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伙伴之间的争端;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争端.

埃及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法律风险防范

埃及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与中国经贸往来密切。近年来与埃及有关的投资争议备受关注,其在ICSID中位于被调查国家排名前列,这与2011年“阿拉伯之冬”带来的重大政治和经济变革关系密切①。埃及政府早些年采取措施鼓励外资投资,并对外签订大量双边投资协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但因在ICSID被诉数量激增,在国家“回归”的意识趋势下,埃及试图通过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方式以改善被大量索赔局面,主要通过修订BIT范本、修改国内立法并建立新的投资管理机构实现,而这些行为对中国投资者在埃及的投资争端解决将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企业参与ICSID投资争端仲裁相关法律问题研究——以“平安公司诉比利时政府案”为例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以下简称ICSID)作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国际投资政府争端的争端解决机制。经过多年的实践,ICSID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成为投资者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时的首选。因此,如何利用好ICSID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本文以"平安公司诉比利时政府"一案为切入点,分析中国企业如何在应对国际投资争端时,有效利用ICSID争端解决机制有力的对抗东道国,进而保障自己的利益。

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近年来主权财富基金在国际投资领域日趋活跃,但由于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与私人直接投资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针对私人直接投资而缔结的投资条约并未规定是否将主权财富基金纳入保护范畴。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作为解决投资争端的主要场所,其对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争端的管辖权也尚不明确。因此,对投资条约及《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的相关条款进行解读,厘清主权财富基金在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中的位置,将对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目前已成为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大国,中国政府及主权财富基金管理公司应当警惕海外投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风险。在投资过程中与东道国发生争端时,应谨慎选择争端解决途径。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CSID的关系

ICSID体制和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种类、管辖权性质、时限、适用法律、执行机制等方面二者确有不同,但不能笼统地概括二者有优劣之分。在当前国际投资法制的环境下,二者互相补充才能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发展的要求。

国际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近年来国际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伴随着势不可挡的国际投资活动和经济全球化,其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发展范围已初具有司法化和透明化等特点。然而在现在的实践中,国际投资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并不平衡,既缺乏实体国际公约规则规制,又尚无完善、统一的程序法规则,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多边裁决尤为欠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争端解决制度的各方面均存在分歧与意见,处理方式千差万别。尽管存在政治手段、法律手段,外交保护与提出国内诉讼等措施,但却无一针对全球国家统一且国际性的,为各方所能接受的国际投资纠纷或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方式。

“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国投资的风险防范与争端解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跨国投资的迅速增长在为中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产生风险和争端。现有国际投资规则难以满足“一带一路”跨国投资对风险防范和争端解决的需要,中国应当从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预防跨国投资风险,并且在现有基础上探索新的跨国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优化国际投资环境,为“一带一路”的持续稳健发展奠定扎实的制度基础。

海外并购争议解决之ICSID仲裁——必要而“奢侈的消费”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作为世界资本输入大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世界资本输出大国。而在诸多对外投资活动中,海外并购地位突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海外并购活动异常活跃。在海外并购出现争议时,协商、调解、调停、国内司法途径等都是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此外,ICSID仲裁也是重要的争议解决途径。对我国而言,不断增加的海外并购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例如我国平安就其在比利时的并购争议向ICSID申请仲裁就是一例。但是,近年来ICSID仲裁面临了诸多的挑战。本文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对ICSID仲裁有诸多质疑,但是这一制度对解决海外并购争议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真正利用这一制度解决争议时,该制度审理耗时长、费用高、执行难等特点却也使其成为"奢侈的消费"。

外国投资者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投资争议分析——基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相关案例的考察

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自成立至今50年来,受理了大量外国投资者与非洲国家间的投资争议。我们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投资争议主要发生在接受外资较多,或易发生政治动荡的非洲国家,而提起此类投资争议的外国投资者主要来自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传统上对非投资较多的西方国家。此类投资争议主要发生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生产、加工、运营等行业。此类投资争议解决程序中的仲裁员、调解员或临时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其程序也主要是在西方国家内进行的。通过对比,中国投资者有利用该中心解决与非洲国家投资争议的现实必要性和实际可能性,但中国需要对中非双边投资条约的相关内容进行完善,尽量选择来自中非双方的仲裁员,选择在中非双方的地点进行仲裁,并尽量通过调解方式进行。从长远来看,中非双方可以考虑设立"中非投资争议解决中心"。

国际投资仲裁体制的困境与出路

国际投资仲裁体制是在借鉴了国际商事仲裁体制的基础上达成的,是对国际商事仲裁体制的继受。当前,国际投资仲裁体制面临困境:秘密性、任命仲裁员规则、案件相互独立、一裁终局受到社会公众的挑战。国际投资仲裁体制改革的建议有:ICSID公布所有涉及仲裁案件的资料,允许社会大众参与案件的庭审程序,给予社会大众广泛的参与权;改变仲裁员的任命规则,建立常设国际投资仲裁庭,由ICSID决定仲裁员,国际投资仲裁员专职解决国际投资争议;建立一个上诉机构改变国际投资仲裁体制一裁终局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