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制评析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制具既有很多优势,也有一些局限,应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完善:改革行政理事会主席产生方式、修改法律适用规则、建立独立财政机制、建立上诉机制等。为充分利用这一仲裁机制,我国应建立健全国内的法规制度、撤销对有关公约的保留,并在所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更多引入这一仲裁机制。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发展变化与我国的应对策略

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也有发展变化,这主要表现为程序方面的不断完善和实体方面不断拓宽案件受理范围。"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发展变化也给我国带来一些问题:不断扩大"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管辖权可能会损害国家经济主权,逐渐放弃"逐案审批权"可能引发投资者滥诉。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国今后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时,应规定"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设置"重大安全例外"条款以缩小"中心"的管辖范围,注意"中心"与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协调。

浅谈“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管辖权问题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机构诞生以来,以其特有的优越性,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受到重视,在解决国家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投资争议中,大有取代一般国际商事仲裁的趋势。我国已于1992年正式加入《华盛顿公约》,从而也可以利用该仲裁机制。为了更好地利用其为我国服务,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其中,管辖权问题作为其运行的基石,更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 SID)与中国

本文具体分析了我国加入《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后，在利用“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仲裁时，所应采取的对策。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仲裁与内国法院的关系

《解决国家和其他国家国民间的投资争议公约》(下称《公约》)和《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的规章制度,明确规定了中心仲裁的自治性质,使国际中心仲裁完全独立于各国法律制度之外。《公约》第44条规定:"任何仲裁程序应依照本节规定,以及除双方另有协议外,依照双方同意提交仲裁之日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与国际投资争议解决

在经济全球化和投资争议大量产生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和研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这一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重要国际法原则。本文从横向角度,分全球、区域和双边三层次分别对比考察该原则在当今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地位和各国对此的态度,最后提出我国应对该原则采取灵活务实态度,区分投资争议的种类和性质以确定是否要求先用尽当地救济。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质及其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法的影响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具有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 ,为 WTO框架下的多边协议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由于 WTO已经将投资问题纳入其调节范畴 ,WTO法律框架下的一系列协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投资相关联 ,且产生与这些协议的争议都须适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因此 ,WTO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为投资争议的多边解决提供了新的机遇 ,它可以弥补一系列传统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不足 ,推动投资争议解决的“非政治化”,确保投资争议解决的公平和公正。

国际能源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研究——以《能源宪章条约》为例

《能源宪章条约》中关于国际能源投资争议的解决机制,对缔约方与投资者之间争端的解决以及缔约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做了相应的规定,它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保护外国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系,对国际能源领域的投资人的贸易与资产保护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同时,对中国在该领域的立法和法学研究提供了有相当价值的参考。

WTO框架下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探析

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规则体系内,WTO争议解决机制在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面也成为一个积极的扮演者。与传统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相比较,WTO争议解决机制具有诸多优势,这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争议在WTO框架内解决,导致国际投资争议处理法的巨大变革。

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对WTO争议机制和解决国际投资

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虽然是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但由于其对争议无强制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无时限和涉及国家当事人的裁决往往因国家主权豁免而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缺陷，导致了该机构没有有效发挥作为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所应有的作用。随着WTO协定中“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的达成，将WTO争议解决机制 (DSM)引入了多边国际投资领域，DSM所具有的强制管辖权、确定的程序时限和有效的裁决执行方法等特点必将使DSM对多边国际投资争议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华日企的转型发展和本地化争议解决的需求

笔者是一名日本律师,于2008年起在上海工作至今。2008年是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两免三减半”政策和税率优惠政策取消的年份,15年来,我见证了日资企业在中国的法律地位、投资方向、与本地企业的合作方式、公司管理模式等发生的巨大变化。

论国际能源领域直接投资征收争议的解决

国际能源领域直接投资是国际投资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国际能源领域直接投资中的征收是东道国以其公权力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外国投资者私人财产权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可能导致外国投资者主体资格丧失,合法收益被东道国吞噬,从而增加在东道国投资的不确定性甚至引起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投资摩擦。本文以东道国的当地救济、投资国的外交保护、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机制以及其他国际仲裁等方面出发,分析现行征收争议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构想。

国际投资争议与国际贸易争议解决方法的比较研究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投资争议和贸易争议解决方法的评判和选择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传统的投资争议和贸易争议解决方法,有政治的手段,又有法律手段;有国内解决方法,又有国际解决方法。长期以来,在国际投资争议中,发达国家往往倾向于国际解决,发展中国家往往倾向于国内解决。在国际贸易争议中,发达国家往往倾向于国内解决,发展中国家往往倾向于国际解决。如何去选择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争端解决机制,创造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国际投资的有效环境,历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

国际直接投资争议解决方式探讨

国际直接投资争议,又称跨国投资争议,指国际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过程中所引起的国家、法人、个人之间的争议。一旦发生国际直接投资争议,如不能妥善地解决,那将不利于两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双边投资条约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分析——以ICSID管辖案件范围为例

中国与俄罗斯双边投资条约允许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提交"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仲裁方式解决,并突破了"限于征收补偿额争议"的声明范围。鉴于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投资状况,中国与其他成员国的双边投资条约应借鉴中俄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条款加以修订。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比较研究

随着国际投资的大量发展,国际投资争议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传统的方法难以解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中心(ICSID)虽然是国际社会建立的一个专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的国际机构,但由于其对争议无强制管辖权,争议解决程序无时限和涉及国家当事人的裁决往往因国家主权豁免而得不到有效执行等缺陷,导致了该机构没有有效发挥作为多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中心所应有的作用。随着国际投资的一些问题纳入WTO体系内,其所具有的强制管辖权、确定的程序时限和有效的裁决执行方法等特点必将对多边国际投资争议机制产生巨大的影响。

构建海外投资保护的争议解决援助机制

中国在境外开展商业、贸易和投资已占据全球经济的重要份额。伴随去全球化与贸易摩擦加剧,中方当事人面临海外商事、投资纠纷的风险加剧,包括国际投资仲裁在内的跨境争议解决需求日益增加。然而,中方当事人参与的境外诉讼、仲裁案件数量与实际经贸总额并不相称,且显著偏低。其成因与中华息讼文化相关,更与跨境争议解决的法律技术和支付能力紧密联系。当前,中国正努力发展多元化争端解决事业,为处理"一带一路"建设所涉纠纷打下基础。但是在短期内,中方当事人仍需加强直接赴境外解决纠纷的实力。

论“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

现有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由于种种弊端不能很好地满足当前及未来"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的需求,建立一套符合"一带一路"域内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有其迫切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在路径选择上,应与沿线国家协商订立国际公约,打造专门的"一带一路"投资争议解决中心;同时更多地融入以调解为主的东方文化方式;重点从上诉机制、仲裁人员选任和透明度等方面入手,顺应投资仲裁改革的大趋势,对"一带一路"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具体构建。

仲裁解决中外投资争议的新发展

一般而言,根据争议当事人的不同组合,中外投资争议可分为:中外合营者之间的投资争议;外商投资企业相互之问或外商投资企业与其他民事主体之间的投资争议;外国投资者或外商投资企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仲裁是解决各类中外投资争议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中国有关仲裁解决中外投资争议的法律、法规正在逐步完善,履行国际条约的经验也日趋丰富,为争议当人事建立起了更为公平、合理、有效的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管辖范围的扩展,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日益演变为集贸易、投资等诸多争端解决机制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经济争端解决机制。比较而言,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比解决投资争议的国际中心(ICSID) 更具优越性, 体现了其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制度的发展。另外,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实践有可能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