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争端解决机构的建立与相关国内法制度创新

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可以从美国的对外贸易区和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汲取有益的经验,通过三个方面带动相关国内法制度的创新:第一,解决区内和区外法律冲突问题,从而实现国内法与国际法对接;第二,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的立法现状,明晰行政复议和诉讼管辖权,从而实现实体法与程序法协调;第三,充分发挥仲裁和调解的功能,实现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而破解目前立法和司法不同步的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立法沉默”之含义推定——评中国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专家组基于上下文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1.3段之解释

就WTO争端解决实践看，“立法沉默”（omission，silence，absence）实际上是指这样一种法律现象，即对于某一情形现行WTO法律体系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如果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履行争端解决职责时遇到这样的现象，就会采用一定的推理方法或者法律原则，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

根据WTO的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WTO协定和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的专有权力;而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也可以在解决具体争端过程对WTO涵盖协议进行解释。作为争端解决报告的一部分,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但由于WTO不存在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因此争端解决机构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的法律解释在法律上也不具有先例效力;然而却具有事实上的先例效果。由于争端解决报告在事实上的先例效力,引发了关于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争端解决机构超越权限进行法律解释。

论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以欧盟法院为例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日趋成熟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法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先例制度。由于先例制度的存在,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带有路径依赖的性质,因此有可能独立于成员方创设的规则自成体系。同时,成员方也有援引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先例的意愿,从而使得它的造法得以持续。欧盟法院的造法展现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成熟形态,也说明了国际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为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一种可能性。

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的复审及其影响分析

美国对WTO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特别是其中不利于美方的所谓"否定性裁决"要重新进行审查。美国对WTO争端裁决复审的一个基本标准是看这样的裁决能否有利于维护美国的利益。美国对WTO裁决的复审减少了争端结果的可预测性,使我国业已实施的产业支持政策面临更大的挑战。

诠释WTO争端解决机构反倾销之法律要旨——由WTO《反倾销协议》第3条谈起

损害的确定是各国反倾销法和WTO《反倾销协议》的一项重要的行为规则 ,是进口国对倾销的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一个主要条件。因此 ,它不但是一国启动反倾销税的实体性要件 ,而且也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审理涉及成员间反倾销案件的核心问题。因此 。

论贸易救济措施裁决的逻辑性要求——以WTO争端解决机构取向电工钢案为视角

贸易救济措施的裁决是采取最终措施的依据，也是监督调查程序和结论符合WTO协议要求的重要保障。在实践中，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救济调查过程及大多数裁决使用的基础材料会出于保护商业秘密的需要进行保密处理，因此公开的裁决通常是WTO争端解决案件主要针对的目标。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与第三方争端解决机构职务关系问题及其解决建议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和第三方争端解决机构程序先后不明和职务范围界限不清的问题将随大陆架划界案和大陆架划界争端数量的增加而日益凸显。解决双方职务关系问题的思路在于建立双方的联系机制,通过增加委员会成员数量、区分委员会成员职能、增设大陆架界限领域专家的方式,打破双方关系的"隔绝"状态,并确立委员会请求机构协助处理法律问题的机制,最终建立互相引入机制以实现对大陆架界限问题的协调处理和统一意见。中国应主动承担起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发展的角色。

试析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条约解释习惯规则的运用

WTO争端解决机构(以下简称DSB)对条约解释习惯规则的运用有利于提高争端解决的效率,并对保证WTO法律体系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WTO争端解决实践中DSB对于这些规则,特别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所阐述的条约解释的规则和原则,包括善意原则等的阐释和运用,还讨论了DSB对于条约间冲突义务的解释和处理,最后得出结论。

结构失衡与自我约束——对WTO争端解决机构的重新审视

WTO存在两种解释制度。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争端解决机构的过分强势,破坏了原有的平衡,引发了许多危机,动摇了WTO得以成立的基础。在比较多种避免危机的方法后,笔者以为在目前的规则下,只有争端解决机构的自我约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探究“一带一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创建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随着各国间的经济往来越来越多,国际投资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同时相应的争议也越来越频繁,此时科学解决这些争议对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为了保障国际投资的有效性,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创建研究至关重要。文章在了解当前“一带一路”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明确构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重要性,并提出有效的构建内容,以此为加快世界经济发展步伐,增进各国经济往来奠定基础。

争端解决机构和反倾销争端

反倾销领域的争端解决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 (DSS)下处理。由于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常常遭受外国反倾销措施的不公平制裁 ,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国应充分利用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反倾销应诉。争端解决机构 (DSB)是争端解决的核心 ,有鉴于此 ,本文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求助于争端解决机构以及运用争端解决机构时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案释争端解决机构对反倾销纠纷的审理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国际贸易纠纷和摩擦的数量急剧增加.被誉为“国际经贸法院”的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作用和地位日益显著。2002年5月27日,在中美双方磋商未果的情况下,中国以WTO成员国的身份首次向WTO秘书处递交了成立评审团(Panel)以解决中美钢铁贸易纠纷的申请,标志着中国向DSB谋求正当经济利益的开端。 在各类涉外贸易纠纷中。

WTO争端解决机构(DSB)的强制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原则关系

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反向协商一致”决策方式的采用,从而使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事实上获得了对WTO成员方贸易争议的强制管辖权;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最为首要的原则,其在司法领域的表现为任何国家不得被强迫违背其意志进行诉讼。DSB的强制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原则表面上似乎是相矛盾的,但实质上两者是一种并行不悖的关系,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对主权的自我限制或让渡。DSB的强制管辖权仍然是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体现。

国际争端解决机构

作者随代表团赴德国、荷兰和英国访问,实地考察了国际法院、国际常设仲裁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以及英国的DJFREEMAN律师事务所。本文对上述机构进行了全面的介绍。

关于在亚投行设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设想

作为首个由我国主导的国际组织,亚投行的设立一方面表明我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主动承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因经验不足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纵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议》,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缺失不利于我国维护自身和成员国的海外利益,大大限制了亚投行的长远发展。本文以问题为导向,以"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投资困境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作用阐述亚投行设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对策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构对中国退税案建立专家组

争端解决机构于2007年8月31日同意建立单一专家组审查墨西哥和美国提出的对中国退税措施的申诉。

WTO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制度介绍

WTO体制能够有效运作,其中WTO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以下简称DSB)功不可没,DSB是WTO体系内的司法机构,其地位之重在于它负责整个WTO的"争端解决程序"的运作.DSB解决缔约国之间的争端主要是通过其下属的专家组就双方的争议做出一个在WTO里被称作"报告"(report)的"判决"来实现的.根据这些"报告"作出的"判决"的效力通常可以约束成员国的行为,虽然争议双方可以通过上诉机构提出上诉,但上诉机构可以不顾专家组的"报告"而作出新"判决"的情况尚属罕见,所以可以说专家组的"报告"可以在DSB中起到一槌定音的作用.

论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专家组及上诉机构如何解释WTO规则一直是被关注和没有解决的争议问题之一,正确解释WTO法律及相关协定才能产生相对正确、适当的报告及裁决。通过对WTO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的规则与实践进行分析,结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对条约解释的规制,从而总结出法律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明确上诉机构的权能,合理参考与借鉴专家组报告与上诉机构裁决,坚持“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相结合的完善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