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条件论:中国劳动监察解决纠纷职能的实证分析

对于中国劳动监察机构解决纠纷职能的改革,学界长期存在"保存论"和"废除论"两种政策建议,但既有研究多规范分析而缺乏实证研究。四川省P、S两县劳动局2012-2015年数据显示,劳动监察多年来集中于解决农民工工资纠纷。这保护了农民工利益和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时却牵制了其主动监察职能的履行。这种现状是农民工工资纠纷六大特点与劳动监察执法权灵活运用相互契合的结果。因此,无论是保存还是废除劳动监察机构解决纠纷的职能,都须以解决"谁来处理农民工工资纠纷"的问题作为前提条件。这可谓"改革条件论"。

完善政府解决纠纷机制

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建设法治政府,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本质要求;是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是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行政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什么是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是什么,如何建设法治政府,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为此,本刊特组织刊发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建设法治政府问题进行探讨。

论调解的权利交易市场创建功能——对调解模糊化解决纠纷的解答

个人权利和社会利益的均衡要求权利优化配置,而权利的优化配置有赖于当事人之间的交换意愿,因此纠纷的存在实际上是当事人无法自主配置权利的表现。司法解决纠纷的思路是以一般性标准来规定权利的客观价格,并且强制当事人接受,忽视个人主观价格,造成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费用过高等问题,因此无法促进权利的有效配置。调解从个别化角度出发采用补强信息并且尊重当事人主观价格的方法,更易于实现优化权利配置的交易市场功能。

决斗:解决纠纷的古老制度(上)——从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决斗讲起

一讲到“决斗”，人们不免会想起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并为他死于决斗而惋惜。

以“解决纠纷”为中心,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随着"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被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中的作用和地位也逐步显现。加快构建完备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事关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服务型政府和完善民生福利体系。加快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应当建立以"纠纷解决"为中心的体制机制,深化以市场化供给为主体的科学运行机制,通过科技手段进行供给结构的重塑,实现法律服务的批量生产和规模化服务。

回到法治的框架内解决纠纷

我们搞市场经济，就要有一个诚信社会，诚信社会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带头讲诚信，因为政府是决策者，就是要落实行政信赖保护原则。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地方党政机关一定要做到不干涉具体案件。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地方党政机关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来办案，现在需要把这个案件拉回到法治的框架内来解决纠纷，

行政诉讼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的理性思考

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是矫治司法先天不足的一济良方,行政诉讼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有其正当性的理论基础,并非无稽之谈。作为一项重要的人权立法,行政诉讼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非常必要,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诉讼程序中引入合意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成为行政诉讼法修订、完善的题中之义。

人类学、经济学、博弈论视野下的法学研究——读《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

通过简述了《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一书的主要内容,评析了该书中提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理论观点及论证方式,由此得以揭示人类学、经济学、博弈论等跨学科结合才是法学研究方法的未来。

疫情防控期间,港航企业如何解决纠纷?

关键提示从全国人大法工委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表态看,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属于不可抗力。然而,不可抗力在不同的法域存在不同的理解,即使在中国法下,不可抗力也未必会导致合同的解除。对港航企业而言,一是要重视法务工作,二是要认真对待合同,三是要妥善处理纠纷。目前,"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中国的司法环境正在不断改善,中国仲裁机构的公信力也在不断提升,建议中资企业尽量争取在中国解决纠纷。而输出法律、引进案件应是中国未来努力的方向。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行为之性质辨析

行政机关解决纠纷机制的构建是近年来我国学界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的问题,行政机关解决纠纷行为性质之判定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行政机关解决纠纷行为既包含着行政的某些属性,又具有司法的某些特质,因此不宜对其采用一种非此即彼的认识方法。

行政诉讼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探析

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是行政审判的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其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强调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基础上的合意;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为行政纠纷的合理解决拓宽途径;贯彻于行政诉讼程序中。行政诉讼合意解决纠纷机制具有法定性、程序性、合意性、终局性。行政诉讼建立合意解决纠纷机制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的诉讼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机制

和谐社会并非没有利益冲突,而是各种矛盾和冲突能够被化解尤其是能够在法律体制内化解的社会。建立起畅通有效的冲突解决机制,妥善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诉讼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机制体现了民事诉讼的自治性和权威性,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机制在实施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机制,对实现定纷止争,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团结和睦,构建和谐社会非常重要。

美国民事诉讼的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以反诉制度为视角

美国民事诉讼反诉制度的设计立足于扩大本诉的吞噬力 ,从而一次性解决所有相关纠纷。一次性解决纠纷原则是美国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原则 ,其与美国的历史、人文传统及法律制度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也对我国反诉制度的改革完善有着新的启示。

“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理念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要求

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民商事纠纷,在司法程序中可能衍生出多个案件。2021年全国法院受理案件超过3350余万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因过度囿于一案一诉、程序空转、案结事未了而形成的衍生诉讼案件。解决司法案件与实际纠纷之间的“数据差”,需要坚持公正与高效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强化“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理念,加强衍生诉讼案件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尽可能一次性解决纠纷”理念的本质要求是:在司法办案中,尽可能把每一个环节工作做到最好,防止本环节裁判“外溢”出另一个诉讼环节;尽可能一次性实质化解矛盾纠纷,依法一揽子解决案件相关联的问题,避免一个诉讼衍生出多个案件;处理好公正与效率、实体与程序之间的辩证统一。

调解的解决纠纷效果评析

纠纷解决效果的评价标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化解和消除冲突,另一方面是纠纷解决过程及结果对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及社会价值导向产生的影响。就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来考虑,影响纠纷解决效果的主要因素是: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解决纠纷所需代价、纠纷处理意见的效力。调解因其合意性、妥协性,不仅容易使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纠纷解决之合意,且一旦达成协议,其实效性往往会更高。虽然调解的基本原则是妥协,但在调解过程中,为达成调解合意,调解者仍要依据一定的规则。调解者以公共道德、风俗习惯、情理和法律等规范对当事人进行劝和的过程,不但有助于双方当事人消弭民事冲突的利益争夺,恢复友好关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起着影响、暗示和指导的作用,促进社会整体道德的成长。

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公正解决纠纷:司法体制改革下民事诉讼目的之定位

司法公正已经成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将我国民事诉讼目的定位为"公正解决纠纷",符合司法体制改革下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方向,并且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民事诉讼目的应为不同主体诉讼目的的最大公约数。民事诉讼上的解决纠纷强调解决依据的合法性和解决程序的公正性,并以实现司法正义为价值目标。公正解决纠纷可以与权利保护、法律实现、程序保障等诉讼目标实现兼容,而且在诉讼和解和法院调解中,有助于发挥诉讼程序的对话和交涉功能,促进当事人自主形成合意,提高调解的正当性。以"公正解决纠纷"为目的,应着重从两个方面重塑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一是重视诉讼判决的功能;二是完善诉讼程序的对话交涉功能。

建立替代性解决纠纷机制保障社会和谐发展

从中国诉讼成本高、周期长、效率低、程序复杂、不确定因素多等诉讼手段缺陷出发,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民间调解———一仲裁调解———庭外和解替代性解次纠纷机制,缓和和调解社会纠纷与矛盾,保障社会和谐发展。

警察解决纠纷机制的功能定位

公安机关虽然不是专门的纠纷解决机关,但在日常警务活动中却承担了大量的纠纷解决工作。从公安机关解决的纠纷情况看,尽管大多数的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并不重大,法律关系也并不复杂,但这些纠纷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暴力因素,因此可以将之归为一种社会危机类型。通过公安机关的及时介入,纠纷主体之间的冲突能够得到及时的干预,较好地避免纠纷被激化后转化为刑事案件的可能。从区域社会之内相对较为完整的纠纷体系角度来看,可以将警察解决纠纷机制的功能定位为一种纠纷(危机)干预机制。

民族和谐与民族习惯法研究:以藏区民间调解解决纠纷为例

人类学家认为社会最早解决纠纷以私力救济为主,藏区民众对于纠纷的解决有自己的习惯沿革和智慧,通常由家族的权威人士等调解,往往都可以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此,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的沟通、合作,形成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共同维护藏区民间法律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