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作为解喻者与施喻者的双重身份解读——以唐诗译者为研究对象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以唐诗三百首的译者为研究对象，提出译者在进行隐喻文本的翻译时往往具有解喻者和施喻者双重身份。前者是指，译者在接触源语文本的隐喻时，需要经过自身经验映射和隐喻主体自洽这两个过程，对隐喻进行解读；后者是指，译者将原文隐喻译入目的语之时还需要经过施喻主体自洽，并且从目的语读者作为解喻者的角度出发，使译入的隐喻能够契合读者的认知体验。

李大钊史学思想中的历史解喻说

1919年,李大钊开始宣传唯物史观,此后在他探索把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常用到历史解喻的提法。他把历史解喻看成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环节、重要任务,同时,他也提出了具体的解喻方法。充分理解李大钊历史解喻说的意义和方法,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动词隐喻的识解与翻译

从词类的角度去梳理研究隐喻及其翻译,探究动词隐喻的在线认知过程,可以使隐喻翻译研究走向深入,更加充实。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动词隐喻翻译中的识解过程,译者首先是一个解喻者,一个成功的译者首先必须是一个成功的解喻者。在认知取向的指导下,根据原语与译入语认知方式的同与异可对动词隐喻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政府形象塑造

政府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主体,应该首先将自身塑造成与之相适应的形象。由于受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的政府公关理论起步较迟、实践中存在较多误区与盲区,导致公众对政府形象的误读不在少数;而同时我国社会全面步入转型时期的客观现实对政府公共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转型期的政府公关亟待相关理论的指导,尤其是作为政府公关终极目标的政府形象。文章以转型期作为研究背景,结合有关公共管理理论并从公关的视野中对和谐政府形象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解喻:主要包含阳光政府形象、信用政府形象、服务型政府形象、效能政府形象、开放合作形象、法治形象等基本维度;并认为惟有以此为基础方能解决政府形象管理的依据和实质问题。

顾颉刚与李守常

李守常(李大钊)与顾颉刚师生、共事六年,虽然表面上看二人之间关系淡漠,而由现代学术思潮的消长大势来看,李守常的"解喻"思想与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其实却是恰相映照的,两派适可代表现代史学形态的两个端点,二者实际上颇有互相成就着对方的意味。

试论伍德布里奇《历史的目的》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伍德布里奇为近代美国知名的哲学家,与胡适、罗家伦等中国留美学生有过交往,并深深影响了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是,伍德布里奇对中国史学界产生的影响不止于此。他的史学理论著述《历史的目的》在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建构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何炳松、陈训慈、缪凤林等学者视该书为西方新史学思潮的重要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译介了该书的内容。但是,对该书进行较全面的借鉴和吸收的学者却是李大钊,其《史学要论》等史学理论著述,在伍德布里奇“历史真实”及“历史解释”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喻思想,并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重思《史学要论》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以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为视角

《史学要论》是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下的作品之一。该书和当时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张者一起,突出了“解释”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将人们的史学观念从偏于史实叙述推向了偏重现象解释,这是对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的一次重要推进。而和当时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张者相比,《史学要论》不仅重视历史解释,而且找到了解释历史发展的核心要素,即“经济”;同时,该书在阐释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时,不仅关注它们的相近,更关注彼此的差异,其目的是分辨历史科学的特质,证明历史科学即历史理论存在的必要性,这表明《史学要论》具有更为明确的历史学本位意识。

事实与解喻 改作和重作——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作为思想家的李大钊通过开设《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和撰写一系列史学文章,在中国较早地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认真整理各类史料,经由科学的解喻,实现理论与材料的有机结合,最终改作和重作旧历史的号召,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发展。重新审视李大钊的史学贡献,不仅对当前加强历史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推进相关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