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前教育思想的近现代开端——以清末到抗战时期“解放儿童”话语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开端,与“解放儿童”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清末“解放”概念获得了“摆脱外在束缚、追求独立自由”的新的含义,“解放”也成了一个涉及多种身份和对象的话语系统。“解放儿童”话语就诞生于这一背景之下,它源于妇女解放的诉求、国外解放儿童思想的译介,以及鲁迅的解放儿童思想的确立。在学前教育领域,先驱们努力探寻中国解放儿童的道路。科学心理学研究为解放儿童奠定了知识基础,解放儿童的思想不断在教育实践中得以发展。与此同时,“解放儿童”也与“儿童本位”出现了话语分歧,在抗战救国的背景下,“解放儿童”话语成为主流,融入民族解放的浪潮之中。近现代“解放儿童”话语也存在着困境,它与妇女解放话语一直没能有效兼容,同时也有失去儿童世界的危险。当今儿童仍然在解放的路途之上,儿童与妇女、国家民族的关系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思考和建设;同时,“儿童本位”的回归也有待这两种话语重新合流。

“以商言政”: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中国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宣传——以《经济导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初期,以工商界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政治光谱上离中国共产党最远的群体。为了加强对香港地区工商界的统战工作,1947年中共在香港地区创办了《经济导报》。《经济导报》的报道侧重揭露国民党治下的经济危机与货币政策弊端,同时阐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综合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对香港地区本土经济的影响。《经济导报》在内容和态度上的贴近性和时新性,为打动香港地区工商界、拉近中共与其心理距离和现实距离产生了实际效果。彼时的《经济导报》还起到组织和动员作用:搭建经济联盟,影响进步华商;团结财经人才,形成“香港经验”。这些举措有效消除了彼时香港地区工商界存在的“疑共”“恐共”和“避谈政治”心理,引导香港地区工商界在“光明”与“黑暗”的对比中认清政治和现实。以报社为中心节点,《经济导报》鼓励香港地区工商业人士从“言论场域”走向“实践场域”,在现实中做出道路选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解放战争。这段历史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经验:一是注重对群众心理的研究,做到方法科学、循循善诱;二是坚持大宣传观和大统战观,不把统战宣传工作简化为文字工作和宣传干部的工作;三是注重宣传效果的落地,明确认识宣传是手段,组织和动员才是目的。

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优势、风险与实践策略

人工智能赋能人的解放是智能时代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驱动力。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智能的对象化,在数据、算法和算力“三驾马车”的驱动下不断增强了人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能力、拓展了人的交往时空界域、丰富了人的交互方式,日益推动着人的劳动解放、社会关系解放和个性解放。但在人工智能社会化应用过程中,也将催生出人的异化、劳动异化及社会关系异化现象,给人的解放带来不确定性风险,甚至世界主宰地位的颠覆性风险。为了进一步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及防范化解这些不确定性风险,人工智能在赋能人的解放的过程中要继续提升其发展优势,并提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规制资本逻辑和技术逻辑的长效措施、推动人工智能共享的防范策略,为人的解放开辟广阔而可靠的前景。

史沫特莱之《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分析

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的女记者、女作家、女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先后在中国生活13年,当时正值中国革命艰难发展之际。在中国,史沫特莱撰写了大量报道,关注了许多问题,其中关于女性解放的内容集中收集在《中国革命中的妇女》一书中。在书中,史沫特莱看到了革命中的中国妇女在价值立场的两极分化,也在叙述过程中探讨过这种分化的原因,讴歌了那些为了自身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妇女,同时批判了那些不敢参与、不敢反抗,每天过着如同行尸走肉般生活的妇女,婉转表达了妇女解放应与国家民族解放相统一的立场。这启示我们,妇女要想获得解放,需要推翻旧制度,营造和逐步完善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努力加强妇女教育,同时妇女自身也要注意自信自尊,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自由的解放”:论马克思主义对主体实践“元信念”的重估

主体实践的“元信念”具有作为主体实践的起点和动力的“元原因”和作为主体实践的终极标准的“元尺度”两重意蕴。然而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义务论对这两重意蕴的解释都因其理论体系的封闭性和自足性而无法与主体实践进行彻底的结合。马克思通过将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引入对主体实践“元信念”的解释中,通过对“自由”和“实践”的同一化理解,指出主体实践的“元信念”正是能动的实践在具体社会历史中不断展开的倾向。因其受到了阶级社会的深重阻碍,故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与阶级社会彻底决裂,在“全部可能性展开”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通过对实践活动作为“第一需要”的认识才能实现主体实践“元信念”两重意蕴的真正统一以及其自身的彻底完成。

天津盘山根据地蓟县银行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

1938年7月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后,基于优越的地理条件,盘山成为冀东抗日力量聚集的地方,其与平北、平西、冀中抗日根据地互相呼应,对夺取抗战胜利和赢得辽沈、平津两大战役胜利起到重要配合和支持作用。其中,蓟县银行作为盘山根据地的“钱袋子”,在解放战争时期的4年中,为根据地发展生产和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结合盘山根据地史料和原有历史人物回顾,梳理了蓟县银行在配合冀东根据地生产建设及天津地下党工作方面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以期总结历史经验,启迪当下金融发展。

东北解放区农村题材话剧的历史蕴含与当代流脉

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农村题材话剧,尤其是农村话剧“三部曲”作品,在吸纳了延安戏剧传统和东北地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以阶级斗争、翻身解放、建立与巩固政权、物质生产、人的改造与“生产”等为主题,构制戏剧冲突与塑造人物,紧密配合和服务于革命夺权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诉求,属于历史和认识价值大于审美艺术价值的革命性与政治性乃至政策性话剧。但其表达的主题与揭示的问题及其叙事却具有超越历史阶段的元典性、原创性和类神话原型的结构与母题意义,在当代文学叙事与结构中被不同程度地赓续与传承,留下余脉与印痕,甚至内化于某些红色经典的型构中,成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一部分。

从“目视的文学”到“耳听的文学”——解放区的方言写作与文体形式的创制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解放区作家在改造自我的思想浪潮中更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民间,作家的思想情感逐渐融入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实践,文学创作在不断汲取民间文艺资源中得到本土化与民族化的铸造,诗歌上产生了注重日常口语并诉诸听觉形式的墙头诗及“快板诗”运动,民间说唱艺术也大量渗透到小说文体中,赵树理开创的板话小说体式成为许多小说追摹的对象,新歌剧及新秧歌剧及融说、唱、舞为一体,这些文类在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的民间说唱文学更多的历史联系,通过对民间艺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成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新形式。方言写作与民间形式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文学对口语和声音的重视,彰显出民族文学之根依然在民间具有强大生命力。

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冀南解放区农村社会教育研究——以《冀南日报》为中心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冀南解放区进行的农村社会教育活动,以《冀南日报》为教育宣传媒介,通过冬学、民校、识字班、广播台与黑板报等组织形式开展教育工作,旨在对民众的政治觉悟、生产技能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挥其作用。冀南农村的社会教育实践,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思想文化水平,而且开创了新的社会风气,推动了解放区各项事业的进程。因此,以冀南农村社会教育为研究个案,可揭示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基层乡村文化教育方面的理论优势,并为当代农村教育事业提供历史借鉴。

东南海岛解放进程中的环境挑战、支前难题与中共应对(1949—1950)

新中国成立前后,跨海解放东南海岛成为中共重要工作。为此,中共和解放军需应对诸多环境挑战,包括跨越汪洋大海险阻,应对风浪、潮汐袭扰,适应海岛生存环境。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共开展大规模民间船工动员工作,但在此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具体难题,如沿海船工和船只因战争遭受严重损失,船工和船只动员、运用殊为不易,木帆船作战稳定性不强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共一方面完善支前机构、注重思想动员、保障基本权益等,另一方面着力训练军队水手、赶制机帆船、加强海洋环境知识学习、提升海岛后勤保障,从而为继续推进岛屿的解放创造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青年运动对建立新中国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历史时期的青年运动促进了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国民党统治走向崩溃;促进了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和全国解放;促进了党的青年干部培养和干部队伍的扩大;促进了全国人民大团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回顾和考察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运动的历史,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解放日报》建党纪念日社论为中心的考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发展的最重要阶段,以《解放日报》为载体,通过建党纪念日社论的特殊方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追求不仅完成了从理论探索到具体实践的转换,而且也呈现出以“抗战”与“民生”为中心的历史性内涵。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使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新政策的实施让边区人民的“民生幸福”得到了初步实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彻底解放中华民族”的对日作战中完成着“中华民族之复兴”的“最主要任务”,而中国共产党也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争得了自己的“政治领导责任”。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化叙事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主张把对“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回归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给予分析,将现实个体及其阶级视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强调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层面把握“人”的本质属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感性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分裂的情形下,“人”被异化为二重化存在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但也是非真实的;政治国家中的个人是真实的,但也是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人”是异化的理性“工具人”,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摆脱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投入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之中,将“人”从市民社会的人提升至社会化的人类,进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

阐释“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意义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第二个结合”以文化灵魂说为基础,从生活视域、意义导向和精神维度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第二个结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升为政党和民族的普遍自觉,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结合;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智慧及其时代意义得到了全面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宝贵经验、精神力量和哲学智慧被分别转化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力支柱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

英国工人教育协会课程设置的特色、价值及启示——基于解放教育学视角的研究

英国工人教育协会致力于通过教育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其课程设置紧密贴合工人阶级的实际需求,在促进工人阶级和整体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解放教育学理论视角分析发现,英国工人教育协会课程设置具有课程理念尊重人权,关注人性化;课程内容联系实际,强调“生成主题”;课程形式提倡对话,实行导师指导班制度等优势特色。其价值意蕴表现为课程理念助推工人阶级的人性化实现,课程内容培养工人阶级的批判意识以及课程形式促进教育主体之间的对话。有鉴于此,未来我国成人教育课程设置应秉持“以人为本”的课程理念,丰盈满足需求的课程内容,推行提问对话的课程形式。

邓小平同志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邓小平同志最重要的思想特点、最鲜明的领导风范,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指导重新确立的这一思想路线,是我们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坚持的根本思想武器。

“鲁艺”在东北解放区戏剧活动史述

东北光复后,“鲁艺”分批迁入东北,“鲁艺”文工团是东北解放区戏剧运动的活动主体,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戏剧活动与实践。东北解放区戏剧运动可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从东北光复到1946年7月“七七决议”为戏剧运动准备期,从“七七决议”到1948年11月东北全境解放为戏剧运动活跃期,从东北全境解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戏剧运动的深化期。三个时期“鲁艺”文工团的戏剧活动各有特点。“鲁艺”文工团创作了大量戏剧作品,实现了话剧题材的开拓,掀起了东北解放区新秧歌剧运动的新高潮,促成了东北解放区戏剧艺术创新。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族传统口头文学研究的学术演进

藏族传统口头文学是传承发展藏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在国家话语体系下,藏族传统口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寓言、传统史诗、民间歌谣和传统戏曲等内容得到全面、系统、科学的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梳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藏族传统口头文学的研究成果,对保护和传承藏族传统口头文学遗产,建构中国传统口头文学体系,推动藏学、民间文学等学科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以复古为解放”——龚自珍思想新诠

梁启超“以复古为解放”这一对清代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对于近代启蒙开山者龚自珍的思想同样成立。它表现为龚自珍复宗法之古,于君主专制而得解放,表现为龚自珍复“以同而异”之古,于“天下病梅”而得解放,还表现为龚自珍复“情本”思想之古,于存理灭欲得解放。而这种复古主张与进步思想的一体两面之所以可能,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思想史具有别于线性发展的“生命自组织”的回馈性,另一方面又为我们说明了中国思想变革离不开其思想的“内源性”,以及这种“内源性”蕴含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无限的生命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