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政治与解放区小说的内在结构及文化属性

由政治而伦理与由伦理而政治构成了解放区小说主旨实现的主要途径,但这种方式的采用则表明解放区小说依然属于传统文化的"伦理——政治"值阈。解放区小说的言说者旨在构建一种与叙说对象同一的关系时,自然在遮蔽对象的同时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自我遮蔽。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解放区小说叙事的形塑——以丁玲的“转变”和赵树理的“发现”为例

1942年后的解放区小说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直接形塑的结果。这一形塑,既表现为小说界整体叙事版图的再造,更表现为具体小说文本叙事各层面如故事结构、叙述话语、意义调度上的改变。形塑过程中,也曾受到作家们某些有意无意的抵制,这些抵制最终以叙事裂缝的形式,呈现在了小说文本中。

解放区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叙述

解放区小说中的乡村空间叙述,突出强调革命意义上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以表达解放区农民的解放诉求。解放区小说的乡村空间表现有三种类型:一是把地主大院表征为阶级压迫的空间;二是叙述乡村公共场所控制权的更替,突出权力的文化网络意义;三是强调农民住宅的公共性意义,弱化其私人性的意义。

民族文化的底蕴及对意识形态的超越——对解放区小说创作观念与方法的一种阐释

不论是把解放区小说创作看做是主流文学倾向的代表还是批评质疑的对象,以往的研究所关注的大多还是思想和意识问题,相比较而言缺少对文学本体性的关怀,也就是缺少对文学各方面构成因素的进一步分析和阐述。事实上,解放区小说创作充溢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对传统道德伦理意识的伸张,对民族、民俗文化现象的关注,对传统"言语类型"的借用,意识形态视角并不是解读解放区小说的单一通道,对意识形态属性的有限超越是解放区小说仍有艺术价值的重要原因。因此,从"审美价值"的角度切入这一论题,对解放区小说创作观念与方法进行一些理论阐释,不仅对重新认识意识形态倾向鲜明的解放区文学有意义,而且对审视具有强烈社会参与热情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都有启示性。

马烽解放区小说语言风格论

马烽创作获得成功的原因复杂,其中富有美学特质的语言是重要因素之一。马烽以词语、句式、修辞方式等为物质因素,以生活经历、审美素养、社会时代与地域文化等为制导因素,构建了具有通俗、简练风格的小说语言。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流变史来看,马烽解放区小说的语言匡正了现代文学语言的过分欧化,实现了文学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在文学语言的接受方面影响深远,为建国以后及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对解放区小说的一种解读

诞生于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解放区小说,在隐退个体和张扬集体中明显体现出对集体话语的皈依意识,但在弥漫着强烈意识形态性的解放区小说的显性外衣下,却有一股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在文本的深处流淌。其主要体现在创作者在文本中所表现出的对集体话语的一定程度的偏离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而正是这种溢出集体话语的个人话语表达表现出创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独立思考,并由此赋予文本以特殊的魅力。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新起点——论解放区小说的婚恋书写

解放区婚恋小说第一次反映了解放区农民的爱情婚姻生活,第一次展示了农民感情世界的痛苦与幸福、淳朴与丰富、纯真与美好,开拓了婚恋小说的题材。解放区婚恋小说贯彻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实践了'文艺大众化的方针',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解放区婚恋小说在婚恋描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质素,形成了婚恋小说的新模式,为中国当代农村爱情小说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地域文化与解放区小说创作

为了创作出真正大众化的小说,解放区作家逐渐把特定地域的方言土语、景物画和风俗画纳入到小说的题材中去,形成了解放区小说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地域文化增加了解放区小说的艺术魅力、提升了解放区小说的美学品味,促进了解放区小说大众化、民族化的进程。但是,在解放区小说中,地域文化服务于以建立民族国家为重要奋斗目标的主流政治文化,小说的情感和主题显得过于狭窄和单一。

从价值叙事看解放区小说和左翼小说之差异

同属革命文学范畴的解放区小说和左翼小说,在价值叙事上有着诸多差异。它们均以人性/阶级性作为基本的价值轴线,但围绕此轴线的价值场域布控和价值意向呈示,却呈现出很大不同。这些不同既表现为价值轴线的多元与单一,也表现为价值态度的复杂与单纯,更表现为价值基调的低沉与乐观。这种种不同,使左翼和解放区小说虽都同属革命小说范畴,意识形态意藴和审美特色却截然不同。

夹缝中的文学书写--解放区小说矛盾的主题表达解析

解放区小说中存在着矛盾的主题表达现象,从这一视角切入这段文学,一方面可以透过主题表达中呈现出的矛盾特征,察见一些可能被遮蔽的原生态信息,使得对彼时彼地作家思想心态和情感脉络的深入体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矛盾的表达行为,透视现象背后的原因,分析作家主体与革命要求之间在何种意义上发生摩擦,又是如何影响到小说的表达过程,总结这种矛盾性给文体带来的影响,从而将这一研究坐实与深化。

乡村精神:解放区小说的民族品格

抗战爆发后,历史为新文学民族品格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对于解放区小说来说,历史也为实现这一要求提供了条件。解放区作家在深入农村,深入农民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乡村精神,他们对各具地域特色的乡土风情的描绘以及对现代小说文体民族化的创造革新,是解放区小说民族品格最集中的表现。这些都对当前文学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论解放区小说创作中的审美趣味——以人物形象和创作主体为视角的考察

在20世纪40年代以延安文艺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知识分子群体的审美趣味因涉嫌小资情调而受到主流政治话语的排斥,无法得到充分的彰显。然而,审美趣味一旦形成就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尽管受到意识形态和作家主体双重的抑制,审美趣味仍在小说创作中留下了可待考察的痕迹。解放区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形象以及创作主体的创作过程,就隐含了其独特的"审美趣味"。从审美趣味的角度,深入解读其时的小说创作,可以更好的理解人物形象的内涵和作家的创作活动。

试论解放区小说叙事视角的内在悖反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难分难解的关系已经成为公论,在40年代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这种关系更为明显。外在的环境注定了作家经营文学的艰难历程。解放区的一些作家丰富的思想与政治要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龃龉,并有意无意地在小说叙事中留下斑驳的痕迹。文章试图在解读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事的小说基础上,考察作家自我与革命书写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小说的叙事视角中表现出来,并使其呈现出某种内在的悖反。

革命语境下的政治权威叙事——解放区小说叙述视角分析

选择何种方式讲述，直接决定着文学表达的作用和效果。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往往都要归结到“视角”，即叙述者所站位置与故事的关系上。革命语境下解放区小说对特定叙述视角的选择，满足了既定的主题功能，并构建起一种新的政治道德权威。

浅议解放区小说创作大团圆结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 ,解放区小说创作呈现出一派新的景象 ,大多数作家的作品都采用了大团圆的结局方式。独特的时代背景、创作主体、民族传统心理与接受对象是造成这种大团圆结局的主要原因。尽管这种大团圆主义充满理想化的色彩 ,起到鼓舞人民斗志的作用 ,但也影响了作品现实主义的深度 ,表现出公式化。

论解放区小说人性层面的审美意蕴

诞生于特殊的战争年代的解放区小说,体现出了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特色。因此,不少人在评价解放区小说时,往往认为解放区小说创作的审美性已丧失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的认同中。只要创作主体是从表现普通民众的生存状况出发,文学受众就能透过文本看到基于社会性、阶级性之下的人性美的存在。

慷慨悲歌与精英批判——论丁玲解放区小说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丁玲到解放区后,作品对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减少,仅在小说《入伍》、《在医院中》和《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几部作品中出现少量知识分子形象为主要人物。虽然人物少,但这些人物塑造的视角却是较为复杂的,其中有文化先驱者与懵昧大众的冲突而生出的慷慨悲歌,也有从大众视角对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批判,而最终主宰作家视角的是政治意识形态。

“说”出集体性--口述性(orality)与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小说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小说中,经常出现一种作为情节生产者的"非角色化"叙述者,和作为假想主体的"情境外"叙述接受者,二者之间的遥相呼应完成了叙事传达和接受的想象交流。这种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之间口述性的共时交流成功地使这类作品易于为农村普通读者接受。口述性的仪式化结构更为解放区作家虚拟了一种"集体性"景象,并为他们提供了使之合法化的叙述工具。

解放区小说中地主形象的不同书写

解放区小说中部分地主形象的不同存在方式可以成为"土改-合作化"小说研究的重要补充。在解放区"减租减息"运动背景之下,相关作品中的地主呈现出温和、喜剧、激烈等形态。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这些地主形象的多样化存在逐渐呈现出单一化表征。相关"土改-合作化"小说研究一般是对几部经典作品的反复阐释,这在有意无意间遮蔽了大量相关题材小说的丰富性,但正是以这些边缘文本为基础才出现了后来的经典作品。通过对这些边缘化小说的梳理对于反思十七年文学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解放区小说喜剧性结局浅议──以《小二黑结婚》为例

解放区小说的喜剧性结局，就其内在精神来说是革命浪漫主义，而在具体描写上则严格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原则，是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因此，解放区小说不仅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而且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