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法典时代的立法模式变革与反思

囿于立法观念与方法误区,我国正在进行的解法典虽然带来了立法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却未能促进法治效能的根本提升,反而造成了法体系的肥大化、法规范的竞合化与法教义的稀薄化,引发整体法秩序的解体危机。为最大化发挥特别法的规范效用与创造潜能,当下的解法典化立法应跳出以法律部门为界限的诸法分立模式,转向以规范领域为中心的诸法融合模式,这种模式不是中国古代“刑主民次”法制模式的翻版,而是适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民行刑一体化”新模式。以解法典为契机,立法者的价值立场应从“增量立法”走向“增质立法”,在反思积极立法观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审慎立法观,以此重整碎片化的法秩序,有效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

数字时代民法解法典化的“理性”与“抉择”

数字时代的到来及其带来的新兴产物给法学领域造成了一定的碰撞与冲击,从而使得解法典化问题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然而数字时代下民法的解法典化问题并非形式意义上的将民法典解构,而是扫清在法典化状态下埋藏的可能发生解法典化的隐性障碍。解法典化的“理性”是指不破坏法律部门的传统性分类以及确保法典完整性的情况下,打破传统单行法的惯性思维,以新模式和新视角重新审视单行法以应对新挑战和新机遇。而解法典化的“抉择”是为消除数字时代带来的隐患进行退位与让步,允许数字法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在该学科领域下重新看待客体、权益以及侵权方面的问题。不过无论今后民法以“理性”还是“抉择”的方式应对,解法典化现象短期内应该不会出现。

数字时代我国刑事诉讼的解法典化与法典化

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完备性和体系性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为此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成为取代《刑事诉讼法》的“特别立法”,这种现象在内地法系被称为“解法典化”。数字时代,刑事司法中新兴数字技术的大量应用增加了特别立法需求、冲击着法典基本原则,使《刑事诉讼法》面临进一步解法典化风险。维持《刑事诉讼法》法典化能体现对程序正义的尊重。我国宜利用数字技术辅助立法,采折中主义的“功能性立法”思路,重新设定刑事诉讼法典化的目标,在维持刑事诉讼法典化的同时兼顾法典的司法实践有效性。应以实现程序正义为核心要义,将刑事诉讼的独立价值贯穿于立法始终;应在刑事诉讼法典各章节中凝练法律原则、明确立法及司法机关审查特别立法的方式,采现实可行的立法技术完成法典化任务。

刑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由于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凡是规定了犯罪与刑罚的罪刑规范均属于刑法,故刑法典之外的特别刑法,并不是“异类的”“唯一的、排他的”法律;相对于民法领域,既可以说刑法原本就是解法典化的,也可以说刑法并未解法典化;如若认为我国刑法典需要解法典化,则意味着需要将刑法典分则规定的行政犯转移到其他法律中。不管再法典化是否以解法典化为前提,由于涉及刑事立法方向的相关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国当下不宜对刑法进行再法典化;基于理想主义的法典观、刑法应追随民法典的观念以及刑法修正案立法方式的特点所提出的尽快对刑法进行再法典化的各种主张,均难以成立。民法典并不直接影响刑法典分则的体系安排,并非只有个人法益T社会法益T国家法益的体系安排才可能与民法典相协调;将来对刑法分则实行再法典化时,可以按保护法益的类型采取小章制。

《解法典的时代》:二十年后

解法典化的构想一直以来关注的是现象的描述而非问题的提出,对它的论说与批判应以此为基点。新解经法与微系统理论是正确认识民法典与特别法的关系的方法指导。经过解法典化的洗礼,作为共同私法之看守者的民法典可以取得更强的稳定性,发挥历史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并置身于价值之争以外。

从解法典化到再法典化:范式转换及其中国启示

民法的解法典化是指已经完成法典化的国家的民法典被为回应社会变迁而进行的特别立法所掏空而逐渐丧失其私法中心地位的现象。解法典化不同于反法典化,它并不否定法典化的价值,也不反对法典的编纂。通过法典重构将特别立法所确立的规则和价值理念整合进民法典之中,本身就是一场局部或整体的法典化运动。并非一切法典外私法规范的存在和增加都意味着解法典化,解法典化意义上的特别法仅指那些与民法典规范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式上存在竞争性的法典外私法规范。从解法典化到再法典化,法典在局部或整体上实现了"范式转换"。再法典化无法终结解法典化现象,也不可能终结造成解法典化的特别立法。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应该汲取各国应对解法典化的经验,通过适当地设置一般条款,利用其所具有的价值包容性、外接性和授予法官在个案中进行法律续造的权力的特征,使民法典同时获得面向过去的"守成"能力和面向未来的"拓新"能力,从而缓和法典稳定性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张力。

刑法解法典化:概念解谬、正当根据与规范构造

解谬刑法解法典化概念,寻求其存在的正当根据,对刑法解法典化进行规范构造,是刑法法典化及刑法法治化的重要一步。刑法解法典化是在肯定法典中心地位前提下法典功能结构的变迁,其正当根据在于,它是与积极刑法观不谋而合的一种思维方式,是法秩序统一下各部门法的和谐需求,是法典化当下的最佳契合形态。在此基础上,对刑法解法典化进行规范构造,构造涵括宪法和指导性案例的刑法解法典化法源范畴,充分发挥刑法修正案的功用,从统一刑法立法模式转向多元立法模式,实现附属刑法从形式意义到实质意义的转变。

刑事诉讼法的解法典化与再法典化

法典化以某一领域缺乏统一法典为前提,“刑事诉讼法的法典化”的说法在逻辑上并不成立。然而,法典化旨在解决的分散立法问题,在刑事诉讼领域同样存在。公安司法机关各自出台的司法解释将《刑事诉讼法》解构并架空,造成了明显的解法典化现象,引发了法律权威减损、法律稳定破坏、法律价值扭曲、法律体系动摇等严重弊病。为终结“以规代法”的局面,恢复法权威性、维护法安定性、重塑法统一性、强化法自主性,就需要对既有规范体系展开再法典化操作。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背景下,以再法典化为导向,重新审视刑事诉讼领域内的全部规范,通过适当的模式与技术,取精用宏、去芜存菁,继而将其完整、和谐地汇编为一部新的法典,是法典化时代应当完成的历史重任。

环境法法典化的困境及破解

作为环境法律渊源的体系性整合且适用于所有人的环境法律体系化的最高表现形式、能有效应对环境法治所面对的困难处境的环境法典备受关注。环境法法典化对环境法律规范体系的价值融贯性、理性化以及安定性追求,与我国当下法律对环境问题所导致的社会关系调整的碎片化相契合,然环境法法典化仍存在着作为环境法学核心概念的环境权理论尚存争议;衍生于传统法律部门的环境法律规范边界模糊;环境特别立法对环境法法典化的解法典化冲击等现实困境。环境法法典化应在界定新时代环境权理论的基础上,明晰环境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缓和解法典化对环境法法典化的冲击,以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

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

"解法典化"是指在有民法典的国家,层出不穷的法律特别规范造成传统民法的内外体系逐步分解的现象,其根源在于,以自由至上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民法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和组织关系的巨大调整。在此意义上,中国尽管没有一部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典,但在实质层面同样面临着"解法典化"的问题。不过,与西方民法典国家"先有法典化,继有解法典化"的发展轨迹不同,中国民法正处在一个"法典化"和"解法典化"并存的时代。中国一方面要在保障私权、捍卫自由、维护基本市场秩序等方面进一步推动民法的"法典化"进程,另一方面要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微观社会系统的法律需求作出回应。有鉴于此,变动中的中国民法应该在明确民事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更好地协调公益和私益之间的关系,从而保持一个开放性的发展体系。

比较法视野下的法典编纂与解法典化

在比较法的视野下考察发现,两大法系在法典化问题上呈现出互相借鉴、吸收和融合的趋势。首先,在英美法系国家,制定法的数量快速增长,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其次,在大陆法系国家,一方面是判例法已越来越普遍地被认可为一种法律渊源;另一方面,在传统的基本法典之外,出现了大量的单行法规,呈现出所谓的解法典化趋势。当然,两大法系的差异仍然显著地存在,比如英美法系的制定法更多的是一种法律汇篇,而不是大陆法系结构严谨的法典编纂。

解法典后的再法典化:阿根廷民商法典启示录

阿根廷新民商法典的编纂,被定位为阻止或对抗20世纪日益增长的解法典化进程的一种有计划的操作手段,其关键是如何处理法典和特别法的关系。编纂委员会按照部分再法典化的进路展开法典体系的重构,实现了从完备而封闭的法典到原则性的法典和"法源间的对话"的转变。另一方面,此次法典重构的初始动因是在私法领域实现民商合一的夙愿,其目的是在民法商法化和商法民法化之间达成一种平衡。《阿根廷民商法典》对于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启发意义,应该在于它是解法典化背景下作出的法典重构和民商合一的最新努力。

民法典解构及当代中国民事立法的理性选择:适度法典化——以比较法为视角

十九世纪以来,编纂民法典一直是大陆法系国家实现法治化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进入二十世纪,解构民法典成为大陆法系国家新的潮流。本文以比较法的视角,论述了大陆法系国家解构民法典的表现,剖析了形成这一现象的若干原因。指出,当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应该以大陆法系国家解构法典化为启示,不应该再片面追求制定一部大而全的民法典,而应该采取"适度法典化"的策略。

法典化语用及其意义

法典化是近百年来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要命题。法典是法律的典范文本,人们对法典寄予厚望。然而,法典化不是立法者能单独完成的任务,法典化目标的实现还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以及正确的理解、阐释方法。因而对法律法典化之观察,要在历史与现实交融的语境中展开。既要看到法典化的拟制性、一般性、体系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以及削除规范矛盾、统一法源等意义,也要注意到反法典化、解法典化以及再法典化主张。虽然法典化对完善法律文本有重要意义,但这不是法学研究的重点。仅就立法立场探究法典化是不全面的,解法典化及其意义阐释,事关法典的命运,始终是法学研究的重点以及法治实现的难点。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我国曾在刑法典之外存在大量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并且事实上发挥了入罪、重刑等功能,但法定犯时代的积极刑法观却与此无关。在单一刑法典立法模式下,法定犯与前置法的隔离导致刑事立法的单调化,其频繁修订动摇了刑法典本身的稳定性;过高的修订成本导致其不能及时回应法定犯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最终由司法解释被迫“造法”补漏的做法,更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附属刑法模式的运用能够解决以上问题,实现多元化、稳定化、明确化等功能;并且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适用障碍在今日已经消除,可以作为法定犯时代的重要立法模式选择。在具体设计上,附属刑法与刑法典的制定主体相同,但主要调整不含伦理谴责的法定犯,并可广泛吸收现有体系外的刑罚制度。

法典化理念与特别法发展之间的行政程序法

1976年颁布的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正处于时代的转捩点上。德国的行政程序法是由总则性法典、部门(领域)法典和特别法以阶层模式构成的体系。法典化理念在立法现实中是动态的和周期性的,立法史随着法典化理念波动,其是以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为轴心的辩证发展过程。法典具有法的统一化、定向和稳定化、精简规范等功能,但同时其自身也具有割裂风险、过时风险、固化风险等弱点。近年来,德国的行政程序法出现了解法典化的趋势,包括水平的解法典化和垂直的解法典化。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在再法典化的过程中,需要再次反思一般行政(程序)法的秩序理念与结构化能力。

基于媒体公益普法的民法典宣传渠道开拓路径

党的十九大以来,普法工作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加艰巨,媒体在普法工作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是自七五普法以来,各媒体落实公益普法责任,开设普法专题节目、专栏和专版专刊等,效果显著。《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明确指出:“突出宣传民法典”、“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本文以北京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中心《民法典通解通读》栏目落实媒体公益普法责任为切入点,研究在媒体深度融合的大背景下,推进民法典宣传工作的主要思路和实现机制。力求为扩大法治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提高新时代媒体公益普法的实效性有所助益。

民法法典化、法典解构化及法典重构化——二百年民法典发展历程述评

19世纪理性主义民法典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思想基础。但由于自身的固有局限,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民法典不可避免地呈现出解构化的样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典化时代的终结。伴随法典解构化进程而出现的各种类型的法典重构化运动昭示着民法典的编纂理念进入了实用主义的新时代。

我国刑法修正模式单一化反思

刑法修正案是我国刑法修正的唯一模式。单一化的刑法修正模式存在着现实局限性,且其背后所体现的法典中心主义也衍生出许多问题,因此,单一修正模式不适合作为我国现行的刑法修正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现实,应当借鉴域外早已兴起的解法典化思路,激活以刑法典为中心、以特别刑法为辅的多样化修正模式。

法定犯时代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之提倡

在法定犯时代,立法实践场景呈现出法定犯数量增多、法定犯自然犯化的特点。我国当前法定犯的立法模式无法回应时代变化带来的新的犯罪规制任务,且有不当扩大犯罪范围、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而其背后的法典化立法模式具有立法结构、立法思维、立法技术上的天然局限性,进一步暴露了当前法定犯立法模式的不足。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在本土化视角与比较法视野的综合考量下,应构建以指引性为主、规制性为辅的附属刑法立法模式,以实现刑法与附属刑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