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构建主义、解释主义和定性研究的关系

研究的认识论决定其哲学理论观点,哲学理论观点决定其研究方法论。社会构建主义的研究认识论选择解释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解释主义的理论观点选择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客观主义的研究认识论选择实证主义的哲学理论观点,实证主义的理论观点选择定量的研究方法论。基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同样具有有效性和可靠性,加上管理学界对定性研究存在一些偏见,国内管理学界应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考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论,并对定性研究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到辨证主义:对发展中的行政哲学的新思考

行政哲学就是对于公共行政系统的哲学性思考。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是行政哲学发展中的两个传统取向。无论是实证主义行政哲学还是解释主义行政哲学都是一种单向度的行政哲学,而萌发于20世纪70年代的辨证主义行政哲学试图超越其二者。辨证主义行政哲学是批判性与反思性的,其为公共行政研究提供了更为全面与综合的哲学视角。

教育组织研究方法论的二向性分析——教育组织研究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与解释主义探讨

整个教育管理学发展史是人类对教育组织的一种不断深化的认识历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们对教育组织的现象、问题和本质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深入探讨,并在上世纪70年代逐渐分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即教育组织研究方法论上的两个不同的取向——结构功能主义和解释主义。不同的方法论取向,导致人们对教育组织的认识、理解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出现了巨大差异,使人们对教育管理学的学科性质产生了困惑。这种认识上的分歧表明教育组织研究方法论并非具有唯一性,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认真思考。

取消论、实在论和解释主义——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围绕意向性本体论地位的争论及其思考

意向性是当今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议题,但意向性是否真正存在却纷争不断。取消论在整体上否认并要求取消意向性概念;实在论肯定意向性的存在地位,但对它以何种方式存在却又见解不同;解释主义另辟蹊径,把意向性归结为一种解释性投射。这三种关于意向性本体论地位的理论触及到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尽管存在各种缺陷,但仍为我们了解心灵奥秘、拓展哲学研究视野提供了宝贵借鉴。

心灵研究的“归属论”走向:解释主义及其最新发展

解释主义不直接解剖、探究心灵本身,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人的言语活动和解释实践之上,创造性地提出:心灵既不像各种形式的实在论所说的那样是实在的存在或属性,也不像各种非实在论或取消论所说的人为的虚构,而认为心灵是我们的解释性投射的产物。解释主义是有韧性的。否定和批评不但没有使之消失,反倒使之在回应中上了新台阶。在解释主义的后来发展中,不仅戴维森和丹尼特对自己创立的解释主义有改进,而且有些人对之作出了新的辩护、论证和发展,还有一些人在阐释的基础上建构出了解释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这些为我们深入探讨心灵的本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资源。

大学文化研究的客观主义与解释主义范式及方法述评

大学文化研究从客观主义向解释主义范式与方法的转移,对于大学文化研究者和大学管理者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结合马林诺斯基的文化静态论、文化动态论,以及我国学者对高校社会作用的描述的"适应说"与"引领说",大学文化在社会文化大环境包围之下,应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有所为有所不为,创造性应对社会文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管理者还应当高度重视倾听广大师生的心声,凝聚共识,尊重差异,共同建构开放、包容、多元、和谐的大学文化。

新产品开发方法论:实证主义与解释主义

论述在新产品开发研究中有两个方法论:占主流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自20世纪80年代被运用到市场营销学研究领域中的解释主义方法论。两种方法论的取向不同导致在消费者需求、调查方法产生巨大的差别。两种方法论,引发了对社会现象的认识、消费者需求的法则性、各自的局限性以及如何结合应用的思考。

心理现象是真实属性还是人为归属?--解释主义对物理主义的发展

解释主义既是一种解释学,同时又是一种具有革命和叛逆意义的心灵哲学理论,认为精神或心灵不像自古以来人们天经地义地认识的那样,是实在地进化出来并自在存在的,而是人们为解释的需要而归属于人的。这些观点从特定的角度发展了物理主义,至少为物理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解释主义在解答心灵的本质问题时提出了一种革命性、建设性的思想。它引出的新的有意义的但过去被掩盖、遮蔽的问题是,人们关于心理现象的认识究竟是实在的反映,还是归属或解释的产物?解释主义的最大的理论功绩是对心理因果性问题做了大胆的探索,尽管仍有种种问题,但为唯物主义进一步具体说明心理的能动的反作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解释主义对物理主义的发展还体现在新解释主义对它的新的回应和解读之中。解释主义从特定的角度发展了物理主义,至少为物理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客观上有活跃物理主义研究的作用,因此有理由说它为物理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尝试,值得我们在发展唯物主义的过程中思考和借鉴。

从功利主义到解释主义:论环境法理研究方法论的转向

随着整体主义环境观的提出,根据"新生态学范式"的要求,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法学方法论因囿于"理性人"与环境污染认知且受限于"浅技术化"手段,无法连接环境法理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弊端更加明显,以致环境法缺乏"生态化"特质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而随着以解释主义为代表的交叉性学科方法论的发展,特别是复杂理论的成熟,为解读人与环境的"生态化"、"社会化"特质,解释环境系统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消除环境法中的复杂因素,丰富环境法理供给以及链接自然规律与法律规则提供了基础和方法。以此为出发点,借助解释主义方法论,通过赋予环境"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强化自然人的环境责任来完善环境法,才能使环境法真正顺应自然规律。

遵循既定规则:解释主义和中立原则批判

解释主义及中立原则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具有密切联系。两种理论都逻辑地要求我们对社会制度有可靠的认识。解释主义要求现在的法官探寻制宪者时代的制度和当代法官眼中制度的历史一致性。中立原则理论要求法官对司法裁判的恰当地位有共通的认识。本文证明从历史或法律原则中找不到确定的一致性。当然,法官还是要选择所运用的概念。他们的选择受限制,但说明这种限制需要一种社会学解释,告诉我们法官所处的环境如何固守传统、拒绝改变。如果这种解释不仅是对现实的有效描述,还具有规范作用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保守的社会学理论,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单独概念都是从基本的社会学观点中提炼出来,并从属于社会学观点。

员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的研究视角——基于社会建构主义及解释主义

尽管很多学者都对员工多样性进行了研究,但是围绕的大都是绩效和创新方面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本文认为多样性到知识分享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具有多样性特质的员工在进行知识分享时,必然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产生新的知识并进行整合后方可引起相关的绩效和创新。人作为社会实践者,经常通过自己的经验和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来解释周围的世界,人类以反映他们的主观思维的方式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因此,员工多样性与知识分享的研究应该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事情以把握研究对象的行为意义。

不安全食品认定中的功能主义解释

我国《食品安全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在不安全食品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构成与认定上存在立法上的模糊性,司法实践中裁判结论迥异。不安全食品惩罚性赔偿责任具有公法赋予私人执行惩罚性制裁的属性,其适用的核心问题是不安全食品的界定。不安全食品的解释应当结合食品安全标准,采用功能主义解释方法,区分实质标准与非实质标准。违反实质标准的,构成不安全食品,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违反非实质标准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应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遵循功能主义解释方法与特定解释原则综合认定。遵循该解释与适用方法既有助于立法目的实现,亦能保障个案公平。

公共政策的解释主义范式:发展历程、民主意蕴与实践限度

自政策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西方的公共政策研究和实践呈现出明显的实证主义取向。作为对实证主义政策分析范式的批判与补充,西方公共政策领域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一种解释主义范式。解释主义是一种追求理解的哲学,通过探寻文本、话语和行为背后的主观意义,来理解现实和指导实践。方法论上,公共政策的解释主义范式主要包括解释性政策分析、批判性政策研究、叙事性政策分析、论辩式政策分析和协商式政策分析等流派。这些方法论都蕴含了深刻的民主特质。在实践层面,公共政策的解释主义范式在二分法与解释力、政策协商的可行性以及政策民主的碎片化倾向方面还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则从根本上超越了解释主义政策民主的这些限度。

回溯解释问题:一个统一论的解释主义方案

在证据主义的一般框架里,解释主义者引入最佳解释来说明证据与命题之间的契合关系。这种思路在表现出吸引力的同时,也引入一些与解释概念相关的问题,回溯解释问题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指的是,人们似乎有些合理的关于未来事态的信念,但给定解释的非对称性,这类信念不能成为既有证据的最佳解释的构成部分。援引科学解释的统一论观念,可以发展一个应对回溯解释问题的证据主义方案,从而为解释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

基于解释主义方法论的日本市场营销学

解释主义在市场营销的方法论研究,是1980年代在欧美以及日本分析享乐性消费时被导入的。解释主义方法论源于传统的解释主义,认为市场是社会构建物,这与实证主义认为市场是纯粹客观的对象物持相反的哲学思辨。实证主义强调客观法则的发现和适用,而解释主义强调理解、解释、构建。在日本,解释主义方法论被应用于消费者行为分析、需求分析、样本选择等诸多领域。

教育质性研究的批判实在论取径初探——兼论解释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

教育质性研究基本的立足点在于对教育系统中的社会行动实现意义理解与因果说明。解释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都为教育质性研究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但各自又面临不同的挑战。批判实在论在开辟出一条教育知识生产的新路径时,也对另外两种取径存在的缺憾进行了有效而合理的弥补:基于分层本体论的基础,通过回溯深层实在里的机制,实现对教育事件本源的追问。将认识论的相对主义与判断理性结合,在"双重诠释"中实现对教育常识世界的再解释,为维护教育知识的自主性以及生产更可靠的教育知识创造了可能,也为建立既具规律性又具解释性理解的教育理论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原始意图、对抗主义和非解释主义

从讨论作为解释方法的“原旨主义”开始,指出制宪者的意图是解释中的“主导因素”。首先,将它与非解释主义的方法进行对比。其次,将“解释”本身作为工具来描述含义产生的社会实践,重点关注三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亚历山大、经院哲学和解释学的“诞生”。主要为了说明“本质主义者”把“含义”的概念作为解释“意识形态”中的关键因素。这种讨论是重新评价当前对其的批判,以及介绍解释和使用文本之间区别。再次,将考古学作为解释性实践的根本替代方法。最后,破除解释主义和非解释主义之间的对立,提出一种复杂的基于对解释主义讽刺性滥用,以及将解释框架界定为对立博弈的方法。

功能主义解释论视野下的“电影作品”——兼评凤凰网案二审判决

通过借鉴《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美国版权法》的解释方法,可以认为通过直播传输体育赛事画面时,录制与传播在同时进行,从而体育赛事画面被固定,且符合"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的要求。从《著作权法》立法目的来看,在我国法的语境下,采取的独创性标准应当更接近于版权体系标准,而非作者权体系标准,所以体育赛事画面在选择和编排方面具有独创性。适用广播权的前提是存在作品,如果体育赛事画面被认为既不属于电影作品,也不属于其他作品,那么对其进行网络直播不能适用广播权。

论功能主义法律解释论的构建

以客观性规范为目标的规范解释论存在主观论与客观论、形式论与实质论争论以及区分法律适用和法律创造的难题。以法律现实主义为代表的非规范解释论试图以客观性事实为目标取代客观性规范,但是又陷入了何种客观性事实构成法律解释的目标之困境。以诠释学为基础,彻底摆脱客观性依赖,采取功能主义解释论立场,才能建构一套可靠的解释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