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章程解释主体的确定

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学理解释和正式解释,都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和重大的理论价值。中国共产党"二大"至"四大"通过的党章均规定其解释之权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后修改通过的党章再未规定解释主体。应在解释权的层面明确党章的解释主体。党章的解释权只能由党章本身作出规定,党章解释主体的地位和职权应当与党章的地位和效力相匹配,党章解释权的行使应当满足党章解释工作的常态化要求。应当修改党章,将党章的解释主体确定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行使党章解释权。

论我国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完善——以修订我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为视角

条约国内解释主体问题直接涉及条约国内效力。我国相关法律未规定条约地位,导致对条约解释主体等问题的分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之条约解释条款存在缺陷,这种缺陷涉及条约国内解释主体、效力、方法以及缔约权限及制约机制。我国条约国内有权解释主体主要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但国内法相关规定存在模糊性,并且缺乏可实施性。应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等国内法中关于条约解释主体制度的规定。条约解释主体问题的解决目前可通过修订相关立法作为过渡,使相关立法具体化,以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条件成熟时可制定我国《法律解释法》。应明确条约在国内法的位阶和司法解释的地位,这是明晰条约解释主体的基本前提。

建立解释主体:论反讽时代主体符号学的建构

建立主体符号学是符号学学科奠基的重要环节。主体符号学的建构有两个维度:符号的主体学和主体的符号学。进入反讽时代,意义在文本中发生位移越出边界,发送主体和文本主体均不可靠,建立解释主体不仅成为符号学的内在要求,且引导着符号学研究范式从单纯的方法论,转向可使用的意识形态。

刑法司法解释主体探析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但实际上有诸多不具备刑法司法解释主体资格者参与刑法司法解释。理论上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存在不同认识。本文认为,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不同的视角,以及刑法司法解释是否具有规范性等,将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分为刑法司法解释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以及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主体与个案刑法司法解释主体。

论WTO规则的法解释主体

享有WTO规则法定解释权的解释主体有四,即:部长级会议、总理事会、专家组、上诉机构。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所享有的法律解释的专有权力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权之间并无冲突。虽然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该《协定》和其他多边贸易协定拥有绝对的解释权,但是WTO规则的法律解释权事实上是由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行使。

论党内法规的解释主体

规范党内法规解释主体关乎解释者的身份合法性,为党内法规解释工作提供解释体制保障,有助于党内法规被正确地理解和实施。然而,目前确定党内法规解释主体的规范依据不足,党内法规解释主体的权限划分不清,党内法规解释机关不明确。因此,为建立权责清晰的党内法规解释主体制度体系,推进解释工作顺利开展,应遵循党内法规解释主体确定的原则,明确解释主体的规范依据,合理划分解释主体的权限范围,明确具体的党内法规解释机关。

应然与实然:刑事诉讼法解释主体再思考

刑事诉讼法解释论是刑事诉讼法范畴重要的方法论体系,而解释主体是刑事诉讼法解释论的逻辑起点,正确厘定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主体对于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与解释行为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刑事诉讼法解释主体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各级具体将刑事诉讼法适用于个案的刑事法官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抽象主体,行使刑事诉讼法立法解释权,产生具有普遍约束力并以规范性法律文件呈现的抽象性立法解释,对各级刑事诉讼法的适用机关都具有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而具体办案的各类刑事司法人员则享有刑事诉讼法的具体解释权,生成效力仅及于个案的具体解释结论,对个案的诉讼行为和当事各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对该案以外的"他人他事"不具约束力。

《WTO协定》国内解释主体——兼论条约解释中的翻译问题

国际法体系的日益丰富使得条约解释问题日趋复杂。在国际争端裁决机构和国内法院的适用条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条约用语含义、条约间关系的解释问题以及条约解释主体、解释的效力等问题。中国尚缺乏明确的条约国内法解释的程序保障。在WTO中与国内立法有关的事项被认为是事实问题,由于存在着与翻译有关的某些不确定性,对事实的确定会受到限制。对于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中的条约解释条款应予以修订,以明确条约在中国国内的解释主体、解释程序以及条约翻译等相关问题。

关于合同解释主体的思考

主审案件的法院/仲裁庭在裁判文书中解释合同时为解释主体,不主审案件的法院/仲裁庭即使对合同发表看法也不是解释主体。合同当事人对其合同所做"解释"可能有助于主审法院/仲裁庭适当裁判,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不是(有权)解释合同的主体。专家证人、代理律师以及学者在主审法院/仲裁个案的仲裁庭的有权解释中是辅助人,不是合同解释的主体。对于法律意见书,正确的立场和态度是:看其是否建立在案件真实的基础之上,看其是否符合法律及法理,若是,它就帮助主审法官、仲裁个案的仲裁员理清了思路,有助于法律的妥当适用;若否,主审法官、仲裁个案的仲裁员就不对其意见加以借鉴或采纳。

论刑法解释主体的资格与本体

作为认知方式的解释,须以主客体认识结构为其存在基础,因而解释主体不仅彰显出解释的认识论内涵,亦奠定了解释的本体论基础,而对于解释主体其本体的探讨,则构成解释学在本体论视域的展开。在我国法解释学和刑法解释理论中,关于法解释主体则是以探讨法解释主体资格为理论核心,以有权解释主体之外延为论争焦点。然而,法解释权力对于历史条件的依赖决定了解释主体的历史的存在不仅是解释的开端和基础,也是法解释权力归属的依据。

浅析刑法解释主体

任何法律在法律适用中都面临着解释问题,而解释存在的前提是解释的主体。在我国,目前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机关很多,除有权解释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一些无权解释刑法的机关、部门和个人也纷纷参加到刑法的解释中。这种现状,与我国目前实施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针相违背,也违背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对刑法解释主体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我国刑法解释现状的反思,指出刑法解释的必要性及现行解释所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法定的解释主体不能充分发挥其解释职能,造成了我国刑法解释不统一,文章认为,引发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司法解释主体内部的多重性,并对这一现状结合有关理论作出了相应的法理思考。

辨识连续与当代综合--新媒介时代马克思主义大众文化解释主体的两个建构方向

在数字网络崛起的新媒介时代,在20世纪终结之后的新世纪,持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解释主体值得我们深入考察。学界通常更多地关注大众文化本身,而对其解释主体的研究相对较弱。然而,不仅大众文化具有社会表征与社会形塑的作用,对大众文化的解释以及解释主体也在表征并形塑着社会意识形态。

论法官成为法律解释主体的意义与制度安排

一部法律规范适用效果的好与坏,是否有漏洞,能否满足调整社会的需要,是否还有哪些关系和事实不能被现今法条所调整,法官是最有发言权的。法官成为法律解释的主体,拥有一定的法律解释权,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论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及主体——与吴丙新同志商榷

关于刑法解释的基本思想,有主观说、客观说、折衷说之分。主观说主张刑法解释应揭示刑法的立法原意,客观说反对揭示立法原意,折衷说在二者之间调和。吴丙新同志反对主观说,并讲了许多理由。笔者认为,刑法解释只能揭示刑法的立法原意,不允许在法律之外寻找什么"活生生的法律"。关于刑法解释的主体,吴丙新同志认为立法机关、理论工作者和检察机关都不是刑法解释的主体,但法官是解释的主体。笔者与丙新的观点相左,并提出了商榷意见。

刑法解释的主体

没有解释刑法便无以适用,而解释存在的前提是解释的主体。基于对刑法解释实然主体的描述,结合法治的统一,"三机关"的基本职能,刑法解释基本思想的客观说等因素的认识,结论是法官是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刑法的解释必须通过法官对刑法与案件事实的理解、解释和运用三个环节得以实现。我国需要确立"一元多级,最高法院主导"的刑法解释体制。

刑法有权解释主体的重构——建立以“司法权”为中心的刑法有权解释主体

我国现行刑法有权解释的多头拥有造成许多矛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力主体的争议性,二是主体分工界限的模糊性。多元存在的刑法有权解释造成"法出多门",从而影响公民的价值判断。从制度的价值判断出发可见,现行刑法解释权的改革必须从多元归于一统。建议取消刑法立法解释,建议以司法权为中心、以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二级的刑法司法解释主体。

刑事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化研究

对于刑事司法解释主体二元化所出现的冲突的解决之道,并不在于简单地否定检察解释权的存在合理性,而在于从权力体制上明确两者的权力属性。针对两种解释权力的联合所出现的司法权的混乱,我们应当提倡司法解释权力行使的独立原则。

谁在解释行政法——对行政法解释主体的思考

法律解释作为一种解释现象,存在于人类法律活动的各个领域。但是,不同领域的法律解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特性。谁在解释法律实际上是法律解释主体的问题。对法律解释主体范围的界定取决于对法律解释场合的认识。对行政法的法律解释不仅存在于行政司法审查的过程中,也存在于行政执法的过程中。法官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解释行政法,公务员在法官解释行政法之前的行政执法的过程中也在解释着行政法。

论我国宪法解释的主体

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我国的宪法解释主体,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显示了其不足,而我国法院的地位又决定了其不宜作为宪法解释的主体。因此,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具有独立法律地位的宪法法院作为专司宪法实施与解释的机构,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