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体制与法官的法律解释权

法律解释权是法律制度赋予法官行使司法职权的基础与前提。从体制上看,中国法律上并未明确授予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而从现实视角观察,法官尽管讳言但却日常地行使着法律解释权在我国是一个普遍事实。从历史必然性、现实必要性和制度合理性三个维度综合审视,都应当授予法官个体解释法律的权力。而不承认法官裁判解释的权力与效力,就无异于弃法律的生命实现与法官的职业诉求于不顾,那么对司法正义的追求就只能是缘木求鱼。基于此,应尽快授予法官法律解释权。

论“一国两制”下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冲突与协调——以“居留权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为研究对象

基本法是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但基本法又是需要在以普通法为主的香港特区实施,因此,实施基本法与普通法的习惯必然有冲突与矛盾。法律解释问题涉及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并最终与保障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产生联系,于是大陆与香港两种法律解释体制的融合是"一国两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大释法成功地化解了香港的人口压力或危机,表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终审权的尊重。随着"一国两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现实、法制现实和法治现实,两地法律解释体制之间正在不断地磨合并逐渐走向和谐。

中国现行的行政解释体制研究

我国的行政解释体制是法律解释体制的一部分,既具有法律解释体制的一般特点,又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目前,我国行政解释在体制上矛盾重重,在理论研究上裹足不前,致使行政解释的命运岌岌可危。完善和改造行政解释已势在必行,未来行政解释的发展应该分两步走:一、近期目标是完善现行行政解释体制;二、远期目标是运用先进理论重构行政解释,改造行政解释。

回归与发展:立法法对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意义

新中国历部宪法都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原则性规定和安排,1955年《关于法律解释问题的决议》对法律解释体制作了初步展开,但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却使其发生较大变化。2000年《立法法》以专节规定法律解释问题,变相否定了现行法律解释体制,还原宪法对法律解释体制的安排并进行了充实和发展,其基本内容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的最终决定权,监督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活动;最高人民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和统一司法解释权,监督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的解释活动,地方各级法院和专门法院行使个案解释权;其他有关机关则享有提出解释要求等权力,以作为对法院行使解释权的制约。立法法体制应当成为法律解释体制重构的基本方向。

论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重塑——兼论司法解释判例化趋向

我国司法解释在统一法律适用,完善法律体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国司法解释体制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存在诸多弊端,需要重塑体制,予以改革完善。判例的引入是改革司法解释体制的良好契机。应建立抽象性司法解释与判例司法解释并存的司法解释机制。具体从单一司法解释主体、确定抽象性司法解释的范围、废除案件请示制度、建立配套的三审终审制以及判例司法解释制度和司法解释监督等方面构建我国新的司法解释模式。

法律解释体制四题

在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下,行政解释、检察解释都具有溢出效力,因而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易导致其权力的闭合运行,破坏法制统一,违背法治原则,不利于人权保障,且其存在已于法无据,所以应取消。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法律解释权符合人大制度逻辑要求,且其法律解释就解释场景来说也是应用解释而非立法,所以应当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为主体重构法律解释体制,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解释的监督者,法律解释权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完善司法解释体制的几个问题

规范司法解释实践,完善司法解释体制,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实践中,司法解释也存在诸如越权解释、各种解释相互冲突而无所适从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司法解释在法治原则下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从合理定位司法解释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功能、明确司法解释权的范围、确立法律解释的终决原则等方面,完善现行的司法解释体制。

司法解释体制概念与结构的法理辨析

以前的研究一般认为,司法解释体制应该是一元一级的体制,反对最高人民检察院拥有司法解释权[1],或者将司法解释体制局限于个别性司法解释的范围[2],但是笔者认为,体制内的构成成分应该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将个别性司法解释排除在司法解释体制之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可以继续存在,但其独立作出的解释需要限制在程序法方面,而实体方面的解释应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进行。高级人民法院在被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作出(规范性)司法解释。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文件,但不宜称为规范性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渊源地位。

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法理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包括常规意义上的法律解释体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体制。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构建了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学界对其中的一些结点问题,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拥有的法律解释权的性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其他国家机关行使法律解释权的正当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解释对法律作补充规定的正当性等存在理解上的歧义。2000年《立法法》和2015年对《立法法》的修改相继完善了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但又衍生出了《立法法》和《决议》在适用上的问题。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体制是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重要环节,但学界对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性质、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方式及依据等问题存在争议,应当加以厘清。

《唐律》解释体制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集大成者,它的巨大成就在法律解释体制上可以归因于法律解释权归属明确、法律解释权统一行使、法律解释组织的专门性和法律解释人员结构合理等四个方面。《唐律》解释体制的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当代法律解释体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借鉴这些经验促进中国当代法律解释体制的发展。

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及其改革与完善

司法解释体制的建立是司法解释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但不合理的司法解释体制会成为司法解释规范化的内生性障碍。在对司法解释界定的基础上,从制度、体制的层面上就现行司法解释的运作方式和过程进行反思,探讨了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存在的弊端及原因,对我国司法解释的规范化与科学、理性的司法解释体制的建构等提出了改革与完善的建议。

重塑司法解释体制、助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现行司法解释体制的几点思考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不断探索,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二元一级"的司法解释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对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完善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应当逐步规范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强化立法解释,有条件的引入判例制并建立健全司法解释监督机制。

论我国法律解释体制中的决议体制和立法法体制

现行法律解释体制是按照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构建的,在法律实施中形成了法律解释体制的多元格局和混乱局面。以《立法法》为中心的法文件群则显示了一种全新的法律解释体制框架即立法法体制的存在,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应废止决议体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为主体重构法律解释体制,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法律解释的监督者,法律解释权主要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当把立法法体制作为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发展方向。

我国刑事司法解释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行为犯与结果犯是针对刑法分则基本犯的既遂形态而言的,只有采取修正的既遂标准说才能实现对行为犯概念的准确界定。行为犯是指在犯罪构成客观要件中仅包括行为要素,并以行为本身侵犯法益的危险性作为基本犯成立条件的犯罪,其处罚根据即抽象危险。行为犯与结果犯之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择一关系或者对立关系,采用这一理论区分就可以涵盖基本犯的所有类型。刑事司法解释在实践运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解释主体混乱,司法解释借"解释"之名、行"立法"之实,不同机关间的司法解释存在冲突和矛盾等等。因而刑事司法解释一直饱受诟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司法解释权无宪法依据、司法解释权缺乏有效的监督、功利主义和本位主义对司法解释权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在宪法中明确司法解释权,严格规范司法解释的主体,完善司法解释制定程序,从而从根本上完善司法解释。本刊编辑部特邀相关专家对以上问题进行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积极回应,供读者参考。

以法律诠释为视角对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新审视和定位

法律诠释的概念被引入中国至今并没有多久,但很快在中国兴盛起来,成为了一门显学。它基于对以方法论为依托的传统法律解释的反思,突破了法律解释一味追求解释的技术性含量而不断物化法律解释主体的困境,创立了一种从主体角度切入的研究方法。而法律诠释这样一种具有本体论取向的研究方法正好切合了我国目前司法解释体制改革的趋向,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引入法律诠释理论,并对照该理论深挖我国目前司法解释体制在实践中呈现的弊端,以探求重新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司法解释体制。

论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缺陷与冲突

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是按照 1981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构建的,是分权体制,由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在法律实施中形成了法律解释体制的多元格局和混乱局面。《立法法》意图规范法律解释体制的混乱局面,但由于法律规定存在缺陷而未对法律解释实践产生影响。由于两种解释体制都存在诸多缺陷,又相互冲突,应当通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人民法院为主体构建法律解释法解决这种冲突,改变法律解释的混乱格局,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我国司法解释体制之演变与发展

无论是在当代中国内地还是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的法律制度中,司法解释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制度功能。从历史上看,它们都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解释制度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台湾地区,则演变为“大法官”解释制度,在内地则通常被称为司法解释制度。

整合和重构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以实然和应然相结合的角度

法律解释的含义应界定为:在法律实施活动中(即广义的法律实施活动,由法律实施监督活动和法律实施活动构成)针对个案对法律进行的具体解释。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观念,是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现状的深层次根源和实然基础,我们必须以应然的法律解释理论为指导,对实然现状去伪存真,留长补短,以实然和应然相结合的角度整合和重构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我国法律解释体制应由法律实施监督解释和法律实施解释两大子系构成,两大子系均属广义的法律实施解释,是一种平行分工的关系。法律实施解释子系又可进一步分为法律执行解释、法律适用解释,在此子系中,法律适用解释处于优越和主导地位,在法律适用领域具有最高效力。

国际法规则的“情势变更”:WTO争端解决对条约解释体制的新发展

为消弭条约文本的"立法空白",解决跨体制条约规则的冲突,增强条约用语的可适用性,WTO争端解决机构突破主流的"文本主义"法律解释方法,在晚近的争端解决中多次援引以"演化解释"为代表的习惯解释规则,形成条约解释方法灵活多样,且不拘泥于体制内规则的新趋势,使国际法规则呈现出类似国内合同法的情势变更特性。这在促进争端解决的同时,也产生了边际成本,需要在实践中对其适用条件和路径进行限制。

论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的合理化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和过程,对法律适用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解释主体过多,解释主体之间的权限划分不清,做出的解释相互之间冲突,法律解释体制需要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