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历史演进与新时代转型

通过综合分析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规范历程与实践变迁可以发现,其历史演进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补充法律规定功能的确立、废止与长存。规范上的废止源自于学界关于法律解释有别于立法的理论批判,实践中的长存植根于哲学诠释学关于解释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行为的理性判断。二是明确界限功能与统一法律适用功能的角色转换。在规范层面,明确界限是立法解释制度的主要功能;在实践层面,明确界限转变为统一法律适用的主要方法。在我国宪法迈向合宪性审查的新时代背景下以及区分独立型立法解释与辅助型立法解释的理论前提下,立法解释制度可以发挥增强合宪(法)性审查说理性以及法律合宪性事后控制的新功能。为促进立法解释制度功能的全面与有效发挥,应建立健全立法解释制度与合宪性审查、法律修改等相关制度的衔接联动机制。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

重新认识和构建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

宪法解释制度是宪法学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在我国宪法体制中,宪法解释的涵义的限制使用是讨论宪法解释制度的前提。宪法解释在我国宪法体制中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条文的解答,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国家机关均无此种权力。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在实践中长期处于搁置状态。因此,我国宪法解释制度的合理构建既要在现实层面立足于宪法的规定,完善宪法解释制度的具体环节,又要在理想层面将宪法解释权与违宪审查权统一作为宪法解释制度发展的未来目标。

台湾地区大法官解释制度初探

现行于台湾地区的大法官解释制度,初设于1947年,主解释“宪法”及“法令”之责。设立之初,其功效并不十分明显,然经数十年之发展与演变,大法官会议不但可行“宪法”与“法令”之解释权,更可组成“宪法法庭”审理政党违宪案件,成为台湾地区政治法律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法律制度中,可谓是独树一帜。

关于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建设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的背景下,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引导党员确立党内法规信仰,更好化解党内法规稳定性和实践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当前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仍需通过完善党内法规解释的原则、充实党内法规解释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党内法规解释主体及其责任、促进党内法规解释名称的规范化等加强对一般党内法规解释机制的建设,并建立规范的党章解释机制。

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完善的司法解释制度对于指导法官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维护法律正义,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重点剖析了支撑该制度的一系列社会因素和法律观念,并用现代法治理念对其予以评论,最后尝试以制度法学的理论视角为改革完善司法解释制度寻找新的理论根基和制度设计的切入点,以期为我国司法解释制度的完善提供新思路和新途径。

试论党内法规解释制度的完善

党内法规解释是党内法规适用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完善的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对于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解释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从整体上考察分析,党内法规解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甚至可以说党内法规解释制度建设很薄弱。为此,应当根据党内法规解释发展的规律,以问题为导向,扩大党内法规解释范围、明确党内法规解释程序、把握党内法规解释依据的方法、明晰答复的性质、加强党内法规解释的实用性。在此基础之上,针对提出的问题,细化和完善党内法规解释制度。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制度评析

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两个法律文件构建了我国现行司法解释制度的法律框架。无可置疑,我国现行的司法解释制度具有合理性。然而,其缺陷也是明显的。正确评价这一制度很有必要。

司法解释与案例指导制度双重修正机制中的法完善体系研究——兼论案例解释制度的构建

在现行法完善体系中,成文法缺陷主要表现为制度缺陷、制度保障缺陷和裁判规则缺陷。司法解释的功能主要在于解决制度保障缺陷,案例指导制度主要在于解决裁判规则缺陷。对于制度缺陷,现行两种完善机制都有所涉及,但是碍于司法解释立法权限的限制和案例指导制度的法律效力不足,制度缺陷问题难以解决,构建案例解释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始引起关注。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案例为基础,构建了我国案例解释制度,以期解决上述两种制度的内在缺陷,从而进一步健全法完善体系。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宪法解释制度

宪法解释自宪法产生之日起就与宪法相伴而生,并且历来受到西方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宪法解释制度尚未能完全建立起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能认识到宪法解释的价值所在。为此,充分认识宪法解释的价值,激活宪法解释的运作制度,乃是中国要解决的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也是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保证之一。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分析

我国立法解释制度由宪法解释制度、港、澳基本法解释制度与普通法律解释制度等构成,它与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及“一国两制”的政治体制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力图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我国立法解释制度之所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因,认为我国宪法中所蕴涵的“人民主权”、“民主集中”、“权力监督”等几大原则是立法解释制度的宪法法理依据,对如何完善立法解释制度作出了初步探讨。

清末法律解释制度: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

清末变法改制过程中形成了由中央主管机关解答下级机关法律疑问的问答式法律解释制度。此种制度具有解释权力集中而解释主体多元、行政指示色彩浓厚、倾向于立法以及实用主义等特征,适应了当时法制变革的需要,有其独特性及现实合理性,但也存在以解释代行立法、指挥行政及审判活动、解释前后不一等种种问题。清末法律解释制度承上启下,既带有中国传统法律解释实践的影子,又为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确立及发达做了准备,是中国法律解释制度近代化的初步尝试,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法律解释制度的现状及完善

法律解释制度是连结立法和用法的重要纽带,法律解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建立完善的法律解释制度成为法治化建设的关键环节。我国目前的法律解释制度主要存在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以及迄今有效的有关法律解释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解释主体多元化,解释分工复杂,解释范围模糊等。现行法律解释制度曾对法治建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实践中也呈现出一些问题,需要针对这些问题不断加以完善。

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现状与重新定位

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存在的弊端凸显,这将影响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对目前的法律解释制度重新进行定位,从而充分发挥其功能,促使整个法律解释体制和谐发展.

中国特色宪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宪法解释制度对于一个国家宪法权威性、实用性的双重实现意义重大。世界上诸多国家均已经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宪法解释制度。中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尚处于摸索阶段,但宪法规范进入适用领域的需求已然十分迫切。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制定《宪法解释法》,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建设,确定宪法解释制度的各项内容,使之具体化、规范化。

论立法解释制度——兼评《立法法》对法律解释制度的规定

立法解释一词是个多义词 ,在我国 ,宪法与法律尤其是《立法法》确立的立法解释制度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法律及地方性法规专门做出的明示解释 ,不同于立法 ,不同于立法机关在监督宪法、法律实施过程中对宪法、法律的解释 ,更不同于具体应用解释。我国的立法解释制度独具特色 ,其设立有其合理性 ,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应注意避免以立法解释之名行修改法律之实 ,还应注意避免以立法解释干涉具体行政、司法事务。

对我国法律解释制度的思考与研究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法律解释制度日益受到更广泛的关注,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也逐步体系化、正规化。法律解释连接着立法和用法,对于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分析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实践的现状和不足,找寻问题产生的根源,突破理论局限,寻求解决的方法,促进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日益完善,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解释制度,为法制建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