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教育视域下医患沟通问题解释学分析——以乙肝患者预后为例

慢性病预后转归不确定性是医学界的一种顽症。质疑病(顽固性)、器(医护水平)、人(低依从性)等机械归因,认为此类疾病治疗水平突破性进展后,预后低依从性深层原因剖析存在偏颇。在解释学视域下,以乙肝患者为例,厘清健康教育中医患沟通问题的医患认知非同一性等原因。同时,发现医患之理解本体上存在异质性经验的前结构,在其对话逻辑历史中呈现内在的有限性、开放性、生成性和外在微观权力的渗透性。最后,从认识论上明晰医患由异质“意义理想”重构指向同一性效果历史,由视界融合下意义理想导向理解确定性、消除主观性,由具身实践养成引向良好个性化预后行为素养等要义。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法解释学视角下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总则解读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新法”)总则是归纳抽象出来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对新法其他章节具有统辖效力,准确解读其核心要义对于贯彻落实新法十分重要。采用法解释学方法,结合与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总则内容的比较,从体育立法目的与工作方针、公民的体育权利、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对外体育交往5个方面对新法总则15个条款进行整体性、综合性解读,并从法律规范体系、执政党规范体系、国家政策规范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等角度探究新法总则的法理依据。

当代技术哲学具体化转向与技术政治哲学解释学

技术哲学根植于现代化原发的西方语境,致力于追问现代技术“好不好”的问题。当代西方技术哲学,已从抽象的技术批判转向具体的技术解释,表现为建构主义工具论和建构主义实体论两种倾向。后现象学更接近建构主义工具论,侧重考察技术如何调节人类-世界关系;技术批判理论更接近建构主义实体论,侧重推动社会-技术结构转型。二者虽然不同,但它们的最新进展都指向了针对社会自主权之争的技术政治哲学解释学。进入后进现代化的中国语境,现代技术“有没有”的问题构成了中国人核心的世界经验问题。把国家对国家的技术主权之争分析纳入解释学范畴,是建构中国技术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入口。

中国哲学的强解释学特征

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将要创建的是哪一种解释学 ?”因为西方解释学有三种形态 :古代解释学、一般解释学和现代哲学解释学 ,它们的含义差别甚远。作为解释技术的古代解释学 ,中国古代已经具有 ,而且相当发达 ,因而无须再建立。如果是后两种 ,那么中国尚未出现 ,故而才存在着建立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能否建立起中国的一般解释学和哲学解释学是很成问题的。就汤一介先生的论述来看 ,他所理解的解释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不仅不需要创建 (它已存在 ) ,而且也没有发扬光大的必要 ,原因是由于古代解释学的过度发展 ,使中国哲学具有了强解释学特征 ,即解释过度 ,这种过度解释的传统妨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使其解释有余 ,而创造不足 ,并形成了学派线性发展和思想寄生式发展的特点。目前中国哲学界最需要的是少一些解释 。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构——中华传统文化的解释学转向

从文化建构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的,某种程度上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解释学转向。这是中华民族在生存论或发展论上的自主选择,也是以中华文明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的智慧结晶。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在知用行合一、理想社会设想上的语义贯通,为中国式现代化政治方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涵养。唯物辩证法使天人合一的传统宇宙观释放出新的中国思维力量,两者的语构融通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具中国特色。坚持胸怀天下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谋进步,伴着中华传统文化的语用拓展,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深刻而广泛的全球化意义。

《民法典》离婚冷静期制度的法解释学评析

法解释学方法对提升《民法典》第1077条离婚冷静期制度法律适用的科学性至关重要。通过应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等法解释学方法,可以发现,离婚冷静期具体且明确的法律表述体现为《民法典》第1077条的第1款,而非第2款,冷静的客体是离婚协议。离婚冷静期制度的立法目的是保护婚姻和保障离婚自由。离婚冷静期制度只能适用于登记离婚,不能适用于诉讼离婚。离婚冷静期制度的适用,不得违背婚姻家庭编和《民法典》的基本原则。我国离婚冷静期制度还很单薄,尚未形成一个制度性的规范体系。目的性限缩是离婚冷静期相关法律漏洞补充的首选方法,但仍存在一些疑问,进行法律修订或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应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

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时期音乐文化之嬗变的哲学解释学分析——兼论音乐文化对生活世界和谐重构的意义

从哲学解释学看,俄耳甫斯之被撕碎,实质上是缪斯和俄耳甫斯主导的音乐文化之统一的裂变,以及音乐与诗、悲剧、喜剧、哲学等之分道而行。中国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也不仅是原有的基于礼乐的文化统一的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新的音乐出现和繁荣,“礼崩乐坏”之同时也发生了“礼崩乐盛”,其标志就是以《乐记》为代表的音乐哲学的成就,以及后来哲学上的百家争鸣。故二者既是分裂,也是分道而行。其如此盖因“俄耳甫斯被撕碎”和“礼崩乐坏”之后,柏拉图与孔子在哲学中庇护、挽救了音乐,并把音乐对文化的主导和统一提升到新高度,即:最高的哲学即音乐,最伟大的音乐即哲学。现代以来,世界似乎经历了又一次“撕裂”和“礼崩乐坏”,如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沿着柏拉图与孔子的道路,弘扬音乐文化与音乐哲学,像萨义德和巴伦博伊姆所做的那样,也许有助于拯救和重建世界和谐。

哲学解释学视域下的经典诠释与经典解释学——有感于黄俊杰先生提出的三个问题及其他

从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可以对黄俊杰先生提出的关于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史的三个重要问题切入,并进行如下的阐发和引申:首先从西方的舶来品“解释学”这个词的两重含义的区分开始,吸纳中国乃至东亚经典诠释传统内容于其中,然后接通解释学的“偶缘性”“地域性”“生产性”以及“开端”与解释学的关系,这些都可以结合东亚(包括中国)儒学经典诠释来谈,带有比较性和综合性,这种分析再次表明不同地域的解释学之间可以会通,在不取消各自特点的情况下,共同展示其具体的普遍性。

哲学解释学“问答逻辑”的存在论维度及其意义——从“独白”到“对话”

对“问答逻辑”发生形态的追问要采取辩证法和现象学的双重视域,由此,解释学逻辑的还原之路必依循辩证法的历史发展脉络:对话—独白—对话。其中,“独白”向“对话”的回归是伽达默尔的功绩,此阶段的逻辑进程则表现为思辨逻辑向本源的问答逻辑的溯源。此溯源首先通过黑格尔的“独白”与柏拉图的对话之间的关系来展现思辨逻辑如何回归到问答逻辑(对话逻辑)。在此,“独白”作为思想与自身的对话,虽凭借运动辩证法(思辨逻辑和形式逻辑)完成了对思想自身的展露,但也显露出思辨逻辑为澄明思想自身的运动需借助形式逻辑(陈述语句)的不足。英国的新黑格尔主义者科林伍德采用问答逻辑批判命题逻辑的方式,指明了思辨逻辑的不足,从而构建起问答逻辑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普遍性。最后,伽达默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问答逻辑,并依循海德格尔的“本源逻辑学”开显了问答逻辑的存在论维度及其意义。

教育理论的理解性:基于哲学解释学视角

“理解”是解释学的主体概念,哲学解释学的理解观具有效果历史性、视域融合性、自我理解性、无限生成性等特征。从解释学的理解观视角来解释,教育理论是指教育研究者借助于既有的教育观念体系,在理解基础上对教育世界所作的个体化解释。基于理解的教育理论具有情境性、开放性、个体性和思想性等特征。

人工智能具有理解力吗——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看

从“深蓝”到AlphaGo,人工智能在问题求解、深度学习等领域迅猛发展,人们看到了其具有类似于人类理解能力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可能性,但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理解力仍值得商榷。一方面,人类理解是具有多重维度的现象,包含着形式化的推理计算、非形式化的直觉、顿悟以及行动等诸多内容;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算法不能产生类似于人的理解。从哲学解释学的视角看,人类理解充斥着反思要素,理解本身也是一种自我理解;人工智能缺乏人类理解具有的“前结构”;最重要地,人工智能自身蕴含的离身认知逻辑与人类具身性的理解并不融贯,这可能是它无法真正具有理解力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解释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意识、解释原则与解释方法。作为一种解释学意识的大众化,它强调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精神;作为解释学原则的大众化,它强调要立足中国语境解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释方法的大众化,它通过"主客体统一"、"理论实践统一"、"雅俗结合"、"继承创新"等诸多方法的运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与发展指向。

对话与交流: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当下解读

伽达默尔解释学是一种关于哲学和文化批判的理论,旨在探讨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文化作品和文化现象。其现实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文化作品和现象,从而更准确地理解文化和社会的本质。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价值观和信仰,并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

解释学的发展与人文学科研究的范式转换

解释学经历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这一过程也是解释学关注焦点由作者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转换的过程,标志着解释学由自然科学方法论模式向人文科学模式的变革。实践解释学理论试图整合并超越已有的解释学方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但伽达默尔主张意义上的实践解释学尚不完善,可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之进行改造。实践解释学的出现影响并改进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

实践解释学视域下解释的客观性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在分析了哲学解释学与方法论解释学争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译论的"客观性"与当今解构主义反理性的翻译观的滥觞加以分析,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解释学理论阐述了文本解释的客观性问题。

在现代解释学语境中对马克思解释原则的探析

马克思哲学以改造世界为取向,但也蕴含了如何解释现实世界的深刻思想。马克思实践解释学涵盖了解释的主体性、社会性和真理性三大原则。其主体性原则蕴含解释的对象性、互主体性和视域性思想,与现代解释学所彰显的理论维度相吻合;解释的社会性原则关涉解释的社会基础、社会功能及社会评价,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在解释的真理性原则中,马克思将真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主张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和价值性的解释活动仍具有客观真理性。

解释学--风景园林的一般方法论刍议

解释学是一种关于意义、理解和解释的哲学理论,作为基础性学科和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深刻影响了文学批评、艺术批评、建筑批评等领域的理论发展。无论是探究景观作为一种“此在”的本体论解释,还是获得超脱于设计师“原意”的对于作品意义的理解,抑或是找寻一种围绕“理解”的主体间性设计方法,解释学都具有知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向度,可称为风景园林一般方法论。在知识论层面,阐述了解释学与批评学的差异,并通过贝蒂的四原则架构解析作品解释的原则;在本体论层面,分析了2种理论路径与2种典型解释理论;在方法论层面,指出解释学作为设计方法论的机理与内涵。

论利科的他者性解释学对哲学伦理学的奠基与推进

作为当代西方解释学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利科一方面吸收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存在论解释学的基本思想,另一方面又重提了主体之反思的独特意义。在一种实际性解释学的思想背景下,通过引入他者性的概念,利科为我们诠释了主体的全新内涵,这种全新内涵就是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实际性与他者性的解释学一方面构成了利科就伦理、道德问题对亚里士多德、康德、列维纳斯以及罗尔斯等人的思想展开深入分析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利科哲学伦理学得以扬弃并综合亚里士多德、康德等人伦理学思想的根据所在。通过把他者性解释学设立为自身的本体论基础,利科的哲学伦理学成功地将目的论伦理学与义务论伦理学这两种对立的哲学结合了起来,也解决了伦理学中自我与他者、形式与质料以及善与规范等诸多矛盾。

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具体应用:哈贝马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

哈贝马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可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具体应用,一种批判解释学的具体实施。第一个批判表现在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批判当中,哈贝马斯明确主张走向一种后形而上学;第二个批判表现在认识论领域,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通过对康德的批判使得认识论被取消了,从而引发了一种认识论的危机;第三个批判表现在政治哲学领域,哈贝马斯认为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表明他在根本上害怕革命,从而引发了一种实践的危机。可见,哈贝马斯通过批判黑格尔体系的保守性来发展黑格尔思想中革命的辩证法,因此,黑格尔既是哈贝马斯批判的对象,又是他对话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