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解释学方法探析——对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的解读

哲学解释学根植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传统,深含历史主义和辩证法意识,其所具有的理论品质蕴涵丰富的方法论意义。哲学解释学方法可以归纳为艺术经验法、前见间距法、视阈融合法、自我理解法、解释循环法、对话交流法。

批判实在论与经济解释学方法新探

根据批判实在论,本文认为解释学方法突出了实在的意义维度、解释活动的创造性和解释对象的有机整体性,在经济学方法论领域,这些对于克服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经验主义、封闭系统观和还原论等缺陷大有裨益,但它也有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等本体论缺陷。在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分层论、社会行动转化模型和解释性批判原理基础上,本文对解释学循环原理做出新的诠释和转化,由此提出批判实在论的经济解释学方法并初步探析了它的研究范围、基本内涵和方法意义。

新批评抑或解释学: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问题

国内学术界惯于将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称为新批评方法,这一指称有其合理性。但就宇氏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总体性翻译释读与研究方法而论,它应归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方法只是其具体分析工具,文学解释学才是其真正的研究方法论。宇文所安对文学解释学方法论征用的意义在于,它使《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辨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

自从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解释学诞生之后 ,它就与传统解释学特别是方法论解释学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意义、对象、先见和解释的客观性。本文集中考察和疏理了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的各自立场和争论 ,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作出积极的反思 。

理解与翻译——从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看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得失

庞德作为英美文坛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 ,其创造性的翻译在译界褒贬不一。本文从施莱尔马赫的语法和心理学的两套解释学法则具体探讨庞德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上的“得”与“失”

解释学的方法论意义

解释学作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既有其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又有其崭新的时代精神和特征。它一方面像血管和神经一样,贯通了各门社会科学发展的系统肌体;另一方面又像一座理性思维的桥梁,成为当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这两股思潮之间相互渗透和融合的媒介。因此,探索解释学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阐释它的方法论特征和功能,揭示它得以实现的真理性条件,就成为所有哲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们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

狄尔泰对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解释学探讨

狄尔泰是现代西方哲学史上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思想不仅影Ⅱ向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影响了历史观念、人格理论研究以及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而且在人文科学方法论研究上,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有“解释学之父”之称。因而西方哲学界在二次大战之后,复燃了对狄尔泰的兴趣。狄尔泰曾经这样表白过:“我的真正目标是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引自

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

施特劳斯的思想依托在对经典作品的解释之上,也提出了一套自己的解释学原则和方法,相对于流行的哲学解释学而言,可称为经典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的前提或出发点就在于哲学与政治、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永恒冲突,由此而提出了矛盾方法、文学形式和深度观察等解释学的新视域。在这种新视域中,才有可能“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从而真正地学会聆听。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解释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意识、解释原则与解释方法。作为一种解释学意识的大众化,它强调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原本精神;作为解释学原则的大众化,它强调要立足中国语境解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释方法的大众化,它通过"主客体统一"、"理论实践统一"、"雅俗结合"、"继承创新"等诸多方法的运用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与发展指向。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

解释学的发展与人文学科研究的范式转换

解释学经历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这一过程也是解释学关注焦点由作者中心论向读者中心论转换的过程,标志着解释学由自然科学方法论模式向人文科学模式的变革。实践解释学理论试图整合并超越已有的解释学方法,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但伽达默尔主张意义上的实践解释学尚不完善,可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对之进行改造。实践解释学的出现影响并改进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

实践解释学视域下解释的客观性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

在分析了哲学解释学与方法论解释学争论的基础上,对传统译论的"客观性"与当今解构主义反理性的翻译观的滥觞加以分析,运用马克思的实践解释学理论阐述了文本解释的客观性问题。

本体论解释学视阈下的司法裁判模型

不同于方法论解释学,本体论解释学认为解释者是带着主体性从事解释活动的,因此,解释不可避免带有主观色彩。据此,司法判决的预测模型从"客观法律模型"转变成了解释者"主观法律模型","态度模型"理论证实了"主观法律模型"的合理性。然而,"主观法律模型"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司法的客观性,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厘定司法客观性问题。

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兼与严春友先生商榷

从中国哲学史的整体发展来看,几乎可以把中国哲学史看成是一部经典诠释史,思想家通过经典的注释和解说的形式来发展、建立、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已经成了一种传统。而这一方式必然包含着“客观”地诠释经典的“原意”和建立诠释者自身的哲学体系这对矛盾。从前者看,中国解释学带有方法论解释学的性质;从后者出发,中国解释学的性质则是本体论的。而事实上中国解释学不必遵从西方解释学先有方法论解释学,后有本体论解释学的演进逻辑,中国解释学的特质在于本体论寓于方法论之中,注经、说经是形式,是载体,思想创造才是内容,是实质。

论汤一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在汤一介先生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都关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如果说1949年前汤先生自主奉行的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方法,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奉行的是"两个对子"的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那么自1980年以后,他一改过去的不成熟和错误,自主而自觉地而且是大胆而坚定地提出并践行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研究法、解释学方法以及"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的"以西释中"方法等,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构建以及中国哲学的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

描述性方法论的论争与反思

描述性法理学旨在理解法律,而不对法律进行道德评价。描述性法理学坚持一种基于内在观点的描述性方法论,面临观点选择问题和观点解释问题。描述性方法论坚称元理论评价命题和间接评价命题可以完成对内在观点的遴选任务,而且以描述性的解释学方法可以恰当地解释内在观点。但是,这两种方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有缺陷的,致使描述性方法论和描述性法理学难以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