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构建要素论析

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是在刑事诉讼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为确保司法解释的规范性与稳定性而构建的一种系统的方法理论,它关系到刑事诉讼法能否得到遵守。刑事诉讼司法解释方法论的构建要素可以为司法解释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指导和规范。这些要素中,司法解释理念决定司法解释的基本方向和思维方式;司法解释目标是司法解释活动的目的和追求的结果;司法解释原则是在司法解释理念的指导下具体操作的准则;司法解释程序是实现司法解释目标的具体操作过程;法律论证是司法解释程序中确保司法解释严密性和科学性的重要环节。这五大构建要素提高了司法解释的质量和水平,增强了刑事诉讼法的可预测性和可操作性。

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宪法解释方法论的反思

对宪法解释方法论探讨,可以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角度加以展开。由于主体性过于强调主体的优位性,给宪法解释方法论带来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主体间性对于宪法解释方法论的再思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主体间性一方面保持各主体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他者,意图形成一种共在关系。宪法解释方法论运用主体间性的理论成果,在文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形成了二重主体间性,目的是形成有利于多元视域融合的秩序。

朱熹心理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心理解释方法论的革新与创建 ,是朱熹重新解释儒家经典 ,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并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的重要凭借。文章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这种心理解释方法论的内涵、性质与功用 :一、学术源源与期待视界 ;二、理论内涵与运作程序 ;三。

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的理论演变与解释方法论

解释方法论在日本民诉法研究中并不是显著的命题。长期以来,日本民诉法解释并不特别重视法律条文和立法者本意,解释方法论遵循的主要是利益衡量论,近年始有学者对它提出批判。日本民诉法解释方法论选择既源于民事诉讼法的目的被定位于纠纷解决,也与战后比较法研究中利益衡量论的引入有关。日本民诉法利益衡量论有别于民法中的利益衡量论,也有别于受德国法影响的亲实体法解释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并不局限于衡量或分配原被告之间的财产或价值,更多地蕴含了对作为制度利用者的当事人的便利、制度运营者的公共利益、民事诉讼程序的动态发展等要素的考量。

朱熹经典解释方法论初探

一个时代新学说的诞生,往往需要提出新的问题,使用新的方法,这是世界学术思潮发展的通例。而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被奉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主要代表和最高权威,受到特别的尊崇,每当有学者想要根据时代的要求解决新的问题,创建新的理论时,最常见的办法是在解释儒家经典意义的进程中,或者别立新解,或者借题发挥,从而阐发出自己的新思想。我国古代新学说的产生,常常是以经典本文解释方法论的革新为契机的。因此,高度重视解释经典的方法论的研讨、完善和革新,并逐步形成自具特色的经典解释学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学术发展史固有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经典解释学的形式发展过程中,朱熹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探讨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在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意思表示解释方法论——《民法典》第142条适用问题研究

《民法典》第142条确立了意思表示解释的基本原则,填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关于意思表示解释民事立法的空白。在司法实践中除该条规定的方法以外,还应存在其他解释方法。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仅仅适用某一种解释方法,便足以解释当事人意思表示的情况实属不多见。因此,在具体案件中解释当事人意思表示时,经常需将各种解释方法组合适用,以求真正探得当事人之真实意思。多数情形下,需综合适用多种解释方法,往往是这多种解释方法产生“化学效应”以起作用,因此更难以确定何种解释方法应为首选,最终应以解决实际问题作为选择解释方法的导向。人民法院在解释当事人意思表示时,不得违背当事人之明显欲求,在解释双方或多方之意思表示时,法官不可以自己的评价标准取代契约当事人的价值决定,不应超越司法中立和意思自治的界限。

王弼的《老子》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王弼通过重新解释《老子》，成功地融合儒道两家思想，从中阐发出新的本体论哲学。文章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王弼创建的新的解释方法论的内涵、性质与功用：一、辩名析理与得意忘言——相辅相成的语言解释方法；二、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自上而下的解读模式；三、触类而思与复守其母——相互依存的心理解释途径。三者各有分工、各有所宜，而且相互贯通，相互发明。

朱熹《四书》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 ,朱熹通过重新解释《四书》 ,不仅成功地阐发了新的本体论、心性论哲学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南宋理宗以后六百年里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而他所创立的《四书》解释方法论 ,既是他解释《四书》的方法论 ,又是他研究儒学的方法论 ,而且还是他认识世界、穷究“天地之理”的方法论。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论证 :一、《四书》解释方法论的系统性 ;二、以逐层推捱为关键的语言解释 ;三。

董仲舒《春秋》解释方法论

本文认为，董仲舒感应时代课题，重新解释《春秋》，成功地建立起新的儒学理论体系，与他能创立新的解释方法论有直接关系。文章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论述了这种解释方法论的内涵、性质与功用：一、名号论—探索名号以解释词语；二、辞指论—剖析辞指以解释表达式；三、事例论—通释事例以进行心理解释。三者相互贯通、相互发明，构成了董仲舒《春秋》解释的基本模式；而与毛亨《诗诂训传》创立的“诂一训一传”解释模式原理相通，特色各异，互相竞争，互相影响。

法解释方法论的基本问题

引言一般将法解释学定义为确定现行法规范的意义内容,构筑规范体系的学问。我国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法解释学乃是运用解释方法阐明成文法规范意义,理论上使其调和,组成体系的科学。上述解释并未摆脱概念法学的影响。法学一方面以现行法为研究对象。

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

戴震自评《孟子字义疏证》为其生平“第一书”，可是两百年来此书恰恰不断引起争论，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评价其解释目的、方法与效果。探究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不仅有益于拓展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研究领域，而且有助于推进对戴震哲学思想乃至清代学术思潮的深入讨论。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致力于从严格的材料出发研究戴震《孟子》解释方法论，揭示其挑战性的解释目的，分析其创造性的解释体例，总结其纠偏性的解释方法，从整体上显现出戴震解释方法论的理论模式、实践特征及其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

“原意”、“先见”及其解释的“客观性”——在“方法论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之间

自从哲学解释学或本体论解释学诞生之后 ,它就与传统解释学特别是方法论解释学构成了一种尖锐的冲突。冲突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意义、对象、先见和解释的客观性。本文集中考察和疏理了哲学解释学和方法论解释学的各自立场和争论 ,并以此为基础试图作出积极的反思 。

理解与翻译——从施莱尔马赫的方法论解释学看庞德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得失

庞德作为英美文坛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 ,其创造性的翻译在译界褒贬不一。本文从施莱尔马赫的语法和心理学的两套解释学法则具体探讨庞德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上的“得”与“失”

超越解释——对疑难案件法律解释方法功能之反思

法律解释方法能够为疑难案件的裁判提供思考方向,并为判决结论提供论证。但这些解释方法本身并不确定,方法之间也没有固定的效力位阶,这些局限使其难以保障法律解释的客观性。由于在疑难案件中法官需要进行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因此其裁判具有决策性质。为了增强裁判的科学性和妥当性,法官还应求助于其他社会科学。中国法学应在深化法律解释方法论研究的同时,推进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法学教育中也应考虑完善法科学生的知识结构。

美国宪法解释方法之要素分析

美国宪法解释方法虽各不相同,但每一种方法论背后基本上都围绕着相同的元素进行解释,这就是:宪法文字的含义、立宪者意图、司法判例和价值判断。无论上述哪种情况,总会涉及到法官的价值判断,这是无法摆脱的现实。只要是对文字语言的解释,解释者必然会将解释建立在自身的价值判断之上,关键是这种价值是否符合人类的整体价值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

新批评抑或解释学: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问题

国内学术界惯于将宇文所安的《文心雕龙》研究方法称为新批评方法,这一指称有其合理性。但就宇氏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总体性翻译释读与研究方法而论,它应归于文学解释学而非新批评。新批评方法只是其具体分析工具,文学解释学才是其真正的研究方法论。宇文所安对文学解释学方法论征用的意义在于,它使《文心雕龙》在一种效果历史的辨证结构中走上了再经典化的道路,从而为探索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日本民法评注的方法论演变与结构内容

我国民法典编纂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民法典草案通过后,我国也将如其他欧陆法前辈一样进入民法典评注的时代。但民法评注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其内容构成不是对抽象法概念进行解释的简单集合。事实上,对于民法评注,特别是法继受国的民法评注来说,如何在本国社会现实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舶来的法概念,是评注作品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之一。如作为法继受国的日本,其自明治维新以来一方面吸收先进国家的经验起草现代化的民法典,另一方面则同步地展开了民法典评注工作。其间,日本民法评注的方法论历经几个时代多次演变,终于形成了立足本土"活着的法"的独特风格。相信同样作为法继受国,日本的经验也会给我国的民法评注工作带来一定的启示。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解释学的本文——读者理论

“据为己有”是支配着解释方法论的关键概念。解释学认为,作品(或本文)与读者的写一读关系不同于说话人与听话人的说一听关系,在写一读关系中,接受者的潜力已不再是对话的一部分,而是本文所指向的未知的读者;

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

解释学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还是本体论、历史的解释学还是方法论的、批判的解释学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解释者和解释对象之间的关系究竟是"隶属的"还是"疏异的",如果是"隶属的",那么解释学理论就应该是历史的、本体论的;反之,解释学就应该是批判的、方法论的。这些争论反映了对解释学理论理解的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的解决促成了解释学理论中的实践解释学转向。实践解释学是融浪漫主义传统和启蒙主义传统于一身的新的解释学理论。它是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历史和批判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