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重点问题

目前不少学者关注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问题,提出了各种观点。然而,探讨我国法律解释权的配置必须立足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从现实角度出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成为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应当关注的重点:一是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法律解释权的协调性,这是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二是不同主体行使法律解释权的统一性,这是我国当前法律解释权主体泛滥带来的。三是所有主体法律解释权行使的规范性,这是各种主体法律解释权行使极不规范引发的。关注这三个重点问题,才能真正在改进我国法律解释权配置的研究中有较大收获。

刑法解释实践与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刑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沿革经历了决议前阶段、1955年决议阶段和1981年决议阶段三大阶段。中国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刑法解释的对象、能否以刑法立法解释的形式修改刑法、是否应当维持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并存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合理地划分刑法立法解释权和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界限、地方司法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刑法解释应当奉行的立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合理性、扩大解释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刑法解释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刑法研究的理论体系。

党内法规解释权授权的规范反思及完善

《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确立了以制定者解释为主导,辅之以有限授权解释的党内法规解释权配置模式,这是党内法规政治属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形成党内法规解释权威性的有力保障。实践中,制定者通常将解释权授予有关部委,由其自身解释的情形较为少见。党内法规授权解释分为授权单一主体解释和授权共同主体解释两大类,但授权主体、对象不清,授权规则不明确,导致部分主体越权解释。解决授权解释异化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授权“有关部委”的确切意涵;其次党内法规授权解释要调和解释权威性与适应性之间的矛盾,并遵循在解释权威性的基础上保持其适应性的基本逻辑,依受权主体职能相关性授权;最后明确授权共同解释情形的同时,对解释权条款予以规范化,明确受权主体和授权规则,提高解释工作的效率。

《香港基本法》解释的若干问题辨析

《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涉及到《香港基本法》的定位、解释权配置、解释的正式渊源及解释场合等问题。《香港基本法》应定位于宪法性基本法律,其解释权配置可概括为"一元两级主从解释体制",对有关释法主体都适用的正式渊源以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为宜,对其解释场合应做最广泛的理解,而《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性质是一种独立于一般司法和立法的专门性法律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