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说理方式的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给予和索取理由的规范实践。法律话语的意义是由其在法律实践中的推论角色决定的。因此,法律解释不应当仅仅被当作探求法律意义的启发式方法,更应当被看作为司法判决提供证成的说理方式。文义、历史、体系、客观目的、主观意图等要素,与其将它们看作解释方法,不如看作支持或反对解释决定之正确性的解释理由。法律条文往往有多个意义选项,解释者需要选出其中的正确选项,将其作为适用于当前案件的个案规范。法律解释实质上是围绕解释决定的正确性,而对不同解释理由进行衡量的理性论证过程。

人类行为的解释——基于理由、原因和规律的概念

人类行为是或能够是以某种方式受我们意识所控制的行为。行为的理由是用于解释、辩护行为合理的依据,它使行为合理化,表明行为是适当的、正当的、正确的。针对理由是否行为的原因这一问题,赖尔、戴维森等哲学家持有不同看法。当理由引起行为发生,即当理由与行为之间存在一种因果机制时,理由就是行为的原因。理由解释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因果解释。如果亨普尔主张的"因果解释是一类特殊的演绎律则解释"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人类行为的理由解释原则上也可纳入律则解释模型,依赖于至少是隐含的普遍规律。当我们基于社会规律解释人类行为时,有必要对规律这一概念作非严格意义的理解。

刑法解释方法的界定——基于刑法解释对象的考察

刑法解释学不是低层次的学问,但不能因此高估刑法解释学的地位和刑法解释的功能,更不能用刑法解释取代刑法立法和刑法适用。刑法解释的对象仅限于刑法条文中的文字、符合表达的有意义刑法概念。刑法解释方法的界定及其选择由刑法解释的对象所决定,具体包括平义解释、限制解释、扩张解释和补正解释。刑法条文对刑法概念的规定存在明文规定和无明文规定两种情形,对于明文规定的刑法概念应当采取平义解释、限制解释或扩张解释的方法;对于虽有明文规定但存在错误的情形,以及刑法无明文规定根据逻辑可以补正的情形,应采取补正解释。

司法解释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大

中国司法解释是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曾经通过法律授予司法机关解释权形成的 ,属于授权性解释 ,起着与法律同等重要的作用 ,是中国法院和法官每天办案的直接依据。随着《立法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工作程序》的颁布 ,法律的解释权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有权行使 ,而其它形式的法律解释都不复存在。司法解释需要重新定位。

当然解释可以作为解释技巧

当然解释在传统理论中被作为论理解释的一种,现行主流理论区分解释理由与解释技巧,当然解释被作为解释理由适用,据此不能直接推导出结论。当然解释背后蕴含的教义学基础是罪刑均衡原则与积极一般预防理论。主流理论中,当然解释被作为解释理由,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的后果。生活中常常会出现"用明确概念表示上下限"的语词用法,因此当然解释可以作为解释技巧加以适用,但是作为限缩,在当然解释的运用过程中必须要符合构成要件保护目的的要求。

论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或者可接受性原则是法学或行政法学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是近些年来随行政法治的进步才开始关注行政法的可接受性,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的酝酿制定过程中,行政行为或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更是受到普遍认同。实现行政决定可接受性的前提是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实现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是最能接近实质合理性的。应通过以下途径实现行政决定的可接受性:正义理念的树立、合意观念的提倡、程序交涉的实现、行政解释的运用、说明理由的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