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初探——兼析《合同法》第125条

在社会交易中,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时并不能充分表达他们所要表示的意思,诸如语句含义模糊或有歧义,或是订立合同时没有考虑某些事项,而这些事项日后显得很重要。如果当事人发生争议,就需要对合同的内容进行解释。我国现行《合同法》仅就合同解释作出了一些简单的规定,故在实践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要遇到一些困难。本文旨在就合同解释规则的适用次序作出一些简单的论述,从而为实践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提供理论指导。

保险合同条款解释中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与限制

保险行业形成和发展初期,当事人订立简单的保险合同,双方的缔约能力相差并不悬殊,对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理解差别不大。然而,保险行业发展至今,保险合同日益专业化、格式化,逐利思想使保险人事先拟订保险合同条款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保险人经济实力的增长、专业知识的积累等方面的因素使其综合缔约能力远远超过投保人,在此情形下,双方订立的保险合同之中必然隐含相当程度的不公平性。有利解释规则就是针对保险交易中不公平性,在长期的保险活动中利益平衡的结果,通过作出对投保人有利的解释的方式对保险交易中的处于弱势地位一方进行倾斜性保护。但是,有利解释规则的适用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这些条件既是有利解释规则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该规则的适用。

刑罚的适用解释与判例的作用

刑法的适用解释即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对刑法的解释是不可避免的。当前,我国的刑法适用解释需要加以规范和制约,以更好地体现公正和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实行判例制度无疑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和罪刑法定。

法律解释中的利益衡量

法律语言的抽象性、概括性以及法律天生的滞后性决定了法律需要经过解释才能适用于具体个案。法律解释还可以弥补法律漏洞，为个案的裁判提供法律依据。现有的法律解释方法如何适用，以什么样的顺序适用关系到能否实现个案正义。利益衡量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适用具有重要影响。

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的立法与完善——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颁布实施以来,众说纷纭,尤其是其中一些内容突破现行刑事法典的规定,具有以司法解释权偷换立法权的嫌疑,更加引发了对该司法解释纵容多于保护的质疑。就此,结合未成年刑事审判的司法实践,对该解释所引发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非常必要。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危害后果司法认定之我见

渎职行为的多样性、犯罪客体的复杂性以及行为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渎职结果的多样性。要正确理解渎职行为造成的非物质性危害结果，综合评价“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的规定，正确看待渎职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偶然因果关系，不断完善对人身权利的刑法保障，准确界定渎职事件的媒体曝光与非物质性危害后果的关系，提高对渎职行为形成的潜在危害后果的认识，适时进行立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