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解释的适用困境与补足——兼论罪刑均衡作为刑法解释目的

目的解释论为刑法解释开启了便利,在利益法学的知识背景下与风险社会的社会背景之下,目的解释论能够快速地将其认为具有可罚性的行为纳入到构成要件的解释范围内,在法律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其选择了后者,在对犯罪人人权保障与保护社会之间,其也是选择了后者,因此目的解释论本身就是在社会法益与犯罪人利益之间经过利益衡量得出的选择。然而,"何为目的?谁的目的?"使得目的解释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法益的抽象化发展使得目的解释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由此,需要通过对目的解释进行限制,将其目的局限在罪刑均衡原则中,才能使其满足刑法保卫社会,保障人权的机能。

网络暴力刑法规制问题的目的解释:立场定位与实践选择

互联网给人们带来技术与利益的同时,也给网络时代的法治带来挑战。近年来,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暴露出网络暴力的概念不明、行为主体责任模糊、立法不完善等问题。面对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目的解释以灵活性、规范性等优势,在网络时代背景下逐渐凸显其必要性。在不得不运用刑法手段对网络暴力规制的情况下,目的解释能够弥补立法缺陷,注重社会现实、法秩序统一与社会伦理,能够对网络暴力事件做出合乎社会发展变化的解释,并发挥一般预防作用。在网络暴力刑法规制的实践中,应以目的解释为先导,在与刑事政策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对侮辱、诽谤、人肉搜索类的网络暴力行为进行归罪。但同时应当警惕目的解释潜在的危险因素,特别对于遭受网络暴力的受害人自杀身亡案件,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底线和维护法的安定性,在出现专门立法之前,谨慎将其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避免矫枉过正与侵犯国民自由的风险。

合同法与有过失规则的目的解释——以“过错”认定为中心

合同法与有过失规则中过错的认定仰赖于对规则的目的解释。从合同法对当事人的履行利益、信赖利益和固有利益的保护来看,与有过失规则有三项规范目的:敦促当事人通力合作以助履行;指引当事人在合理信赖的基础上行事;保护当事人对相对方自我保护固有利益的信赖。在规范目的指引下,与有过失规则中的过错可以类型化为三种:未能履行履约相关的协助义务、未能在合理信赖的基础上行事、未能尽合理注意照顾自己的固有利益。在特定保护政策排斥与有过失规则的规范目的时,与有过失规则的适用应进行目的论限缩。在法律技术上体现为过错的否定,主要有两类情形,即受损方欠缺保护自身的能力、违约方相对于受损方更能避免损害的发生。在前者中,可以适当降低合理注意的标准,否定过错的成立;在后者中,考虑受损方有时依赖于相对方的知识经验,受损方与有过失成立应以相对方已尽相应的告知义务为前提。

全民健身战略下自甘风险的目的解释方法

《民法典》首次将自甘风险规则纳入中国的法律体系。作为完全免责事由,为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范围必须受到限制,所以《民法典》1176条将适用范围缩小至“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但条文中“自愿参加”“一定风险”“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等关键词语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导致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条件并不明晰。随着《体育法》完成修订,国家实施全民健身战略被写入了法律。通过目的解释的法律方法,以全民健身战略为视角,对关键词语进行解释,为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提供一种判定标准。

过度诠释——论董仲舒解释《春秋》、《公羊传》之目的

董仲舒在解释《春秋》、《公羊传》时表现了较强的主观性,这主要基于他解释之目的:其一,通过解释,董仲舒把《春秋》经传之义理论化、系统化;其二,通过解释,他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并为其思想体系建立经典的根据;其三,通过解释,董仲舒论证了大一统皇权专制政治的合理性,且通经致用,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春秋》之义解决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问题。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及其解释适用——以“常州毒地”公益诉讼案一审判决为切入点

随着生态环境压力的不断增长,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经成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是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活动、正确解释适用法律的指引,准确把握其目的是人民法院做出公正判决的根本保障。"常州毒地"一审判决所暴露出的问题,反映了一审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把握的偏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在环境公益诉讼二分结构下,对环境公共利益进行司法救济的具体制度形态,其在整体环境公共利益救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救济方式,体现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双重目的——第一重目的:消除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第二重目的:公平合理地配置因环境公共利益损害而产生的成本,双重目的之间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为保证在未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法律解释适用的准确适当,须以环境公益诉讼二分论为逻辑起点;分别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定位的外部视角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手段的内部视角,厘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目的;并最终阐释其对案件裁判中法律解释适用的影响,借助目的解释方法,根据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不同环节。以有效性为视角,构建具体的解释适用规则:第一,在评估损害状况环节以科学性为解释标准;第二,在确定救济方案环节以契合性和合理性为解释标准;第三,实施救济行为环节中以及时性为解释标准;第四,在核算损害成本环节以价值合理性为解释标准:第五,在配置损害成本环节以公平性为解释标准。

刑法教义学中的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是一种独具一格的法律解释方法,它超越法律文本的语义范围,具有对语义解释的补充性。目的解释的目的是指规范目的,它为目的解释提供了实质根据。目的解释可以区分主观的目的解释和客观的目的解释,主观的目的解释探寻法律制定时的立法者意图,而客观的目的解释则以立法者通过法律文本所反映的规范目的为解释的根据。这两种目的解释对于正确理解法律文本的含义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但客观的目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更具有实际适用价值。目的解释存在目的性限缩和目的性扩张两种情形。在刑法解释中,受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目的性限缩具有正当性,但目的性扩张则被禁止。因此,刑法教义学中的目的解释具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中目的解释的特殊性。

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目的解释的展开

刑法规范在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刑法文义的多重性、文义解释的瑕疵以及法律漏洞等现实问题,文义解释并不总能合理地解决疑难案件。刑法规范的具体应用是裁判者基于各种利益而进行的目的性建构,解释活动并非不折不扣地完全地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严格解释。刑法解释是一种目的性的论证,裁判者对规范的理解是实质性的知识建构,以此来弥补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在裁判者建构刑法规范的过程中,目的解释是实质判断常用的基本方法。

简论目的解释及其应用

在司法实践中,目的解释作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方法之一,而被广泛地应用。它具有:依据立法目的而不是立法本意进行解释;应用中更注意法律目的而不是社会目的的衡量等特点。但在法律解释时,应注意避免对目的解释的忽视和误用,恰当处理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的冲突,尽量明确目的解释的适用条件,从而使目的解释更加规范。

文本、目的和语境——香港终审法院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

针对香港终审法院有关《基本法》适用的3个判例,着重对文本、目的和语境的解释方法的话语特征和具体应用方式进行可以看出分析,普通法体制下解释方法的连贯性与灵活性使得香港法院仍然从实质上保有基本法适用的相对独立的权力。这值得内地学者进一步关注。

目的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方式——从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13号切入

作为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目的解释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在指导性案例13号中,焦点问题的解决都是依靠目的解释方法完成的。适用目的解释方法的难题在于其依据的确定。通过分析其他指导性案例可以看到,立法目的和司法政策都能够作为目的解释的依据,其中前者还可以分为法条目的和法典目的两个层次。深入分析法律解释方法在指导性案例中的适用方式,对于提升司法实践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谁之目的,何种解释?——反思刑法目的解释

目的解释方法在法律解释中的兴起与利益法学密切相关。刑法学中的目的解释宣称接受刑法文本的制约,但这种立场在具体罪名的解释中通常会走样。在客观解释的包装下,目的解释存在演化为随意解释的危险,解释的结论未必符合客观现实。主张目的解释的优先性可能会消解刑法用语的法律意义,突出体现在目的解释的运用会使刑法设定的个罪的构成要件失去行为规制的机能,进而导致不同罪名在刑法解释中的随意穿梭,使解释结论突破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教义学与合宪性二元约束机制存在现实操作中的诸多困境。应倡导交互性解释,在制约目的解释的过程中形成反思性平衡。

刑法目的解释的作用、边界及规制

刑法目的解释的存在根据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在刑法解释体系中,目的解释不能简单定位为辅助作用或决定作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的解释边界的厘定与文义解释有关,也与历史解释、体系解释有关。目的解释主要局限在法律疑难情况下适用,且目的解释常与非规范因素相联系,所以应从实体规范、司法程序及司法技术等角度对该法律方法进行规制。

刑法目的论解释正当性之结果考量

刑法目的论解释的正当性证成,必须通过三重检验,即目的论解释的初步证成、目的论解释的深度证成以及目的论解释的结果考量,始能证成其正当性。结果考量理论要求法官在进行刑法目的论解释时,必须进行"实质上正确"的决择,在刑法具体条文的规范目的与既定的法效果之间,应该形成均衡、一致与合比例的相互融贯性。在进行目的论解释时,尽可能全面地了解具体待决案件所涉及的各种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将"比例适当原则"作为结果考量的重要原则。结果考量理论存在着易于削弱刑法教义学对法律系统的操控功能的局限性。

刑法中避险限度的目的解释——基于对建构主义刑法学的反思

刑法理论中以法益衡量为标准量化分析避险限度的方法存在适用的障碍。对避险限度的界定,需要引入目的解释的方法。避险行为必须受到比例性的目的限制,不仅法益的大小衡量,且避险行为的方法、避险措施的时间等均应在比例原则的考虑之内。抽象的造成不应有的损害需要通过目的解释进一步细化。基于被害人自身的艰难境地,不得已提前伤害他人的法益的,不能认定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在双方都陷于危急孤立无助的情况下,原始的自然力量博弈即便造成了大于所要保护的利益的损害,也不能认定为超过必要限度。在受强制的避险时,如果强制内容并不明确,受强制者只能对第三人采取通常的损害,而不能采取重大损害,否则构成避险过当。避险行为本身构成抽象危险犯时,需要结合行为的具体危险情状区别对待。

论国际体育仲裁中目的解释方法的适用

国际体育仲裁院的规则解释权体现了其准司法性特征,该解释权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的规制。目前仲裁庭在适用目的解释方法时,存在以下问题:抛弃文义,直接适用规则"目的"进行裁决;选择制定者意图作为条文的真实目的;对规则中不同层级价值的冲突难以平衡;等等。建议采取如下措施加以解决:坚持"文义优先、目的辅助"的解释原则;区分管理型和授权型两类规则,前者适用制定者意图,后者更多地考虑受规制者利益作为目的解释之依据;将体育领域普适性价值作为协调和解决价值冲突的最高指导。

刑法目的解释适用规则构建与后果考察——从语言学的进路分析

语言学上的言语行为理论为目的解释提供了哲学支持,但理论对目的解释的语言分析层面则很少提及。刑法解释理论习惯于在解释方法位阶中探讨目的解释的价值取向,对目的解释的适用规则却鲜有提及,以至于影响到目的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也使其在刑法解释方法位序中的地位遭遇挑战。就目的解释而言,需立足于语言学角度,根据合作原则构建目的解释的适用规则,最终将规则内涵揭示从经验理性推进到交往理性。若要保证语言学视野下目的解释的合法性,还需引入后果考察理论进行规制。

论《唐律疏议》目的解释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以疏解律的典范。释律者在解释的过程中,注重综合考量,合理运用目的解释,遵循条文具体目的服从抽象目的、个别目的与整体目的相结合原则。《唐律疏议》目的解释的技巧非常成熟完善,有效地弥补了法律可能存在的缺陷并维护了封建伦理纲常。依据解释形式和解释结果状态的不同,可以将《唐律疏议》目的解释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唐律疏议》目的解释承载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优秀的智慧和经验,它在促进礼法融合和指导司法审断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其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唐代法律解释的理解,还可为当代的立法解释提供有益借鉴。

保险法上不可抗辩条款适用问题三论——对《保险法》第16条的目的限缩解释和文义解释

保险合同的不可抗辩条款,其目的系通过限制保险人行使抗辩权利的期间,以保障被保险人的合理期待和信赖利益。在适用险种上,其应限于个人人身保险。在投保人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情形,仍应适用不可抗辩条款,以真正实现其规范功能。为维护契约权义平衡,不可抗辩条款之适用应限于合同成立后二年内保险事故未发生。鉴于我国立法规定过于原则,应当对《保险法》第16条作目的限缩解释和文义解释,以公平合理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刑法目的论解释正当性之深度证成

刑法目的论解释方法的要旨在于,法官需要通过价值判断确立具体条文的目的。刑法规范的目的是实现合乎正义的法益保护,这就需要在正当性上进行深度证成。刑法解释理论存在着重大分歧:在决定目的确立的基本目标方面,存在着"主观目的论"与"客观目的论"的对立;在决定目的的具体内容方面,存在着"法益保护"与"规范遵守"的对立;在决定目的的主要范围方面,存在着"整体目的"与"具体罪刑规范的目的"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