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学理诠释与实践面向

近年来的刑法教义学研究存在“去经验化”的危险倾向,而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提出正是对深陷规范“泥潭”的教义学的补偏救弊。当前理论上对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的批判建立在错误理解之上,因而不能成立。“将常识判断寓于法律解释”不仅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也契合解释过程中的主、客观互构关系,更是满足了法教义学面向功能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合法性、合理性及合目的性构成了常识主义刑法解释观在方法论意义上的三个实践向度,即要求解释结论不得超越实定法的有效范畴;从刑法文本到案件事实的涵摄过程不得悖离基本的逻辑要求;对条文的解释应当符合规范目的,并满足社会公众的合理期待。

反思静态刑法解释观

静态刑法解释观的特点是理念保守、固守文义、过度追求立法原意,由此导致刑法解释方法的不当选择与刑法解释限度的狭隘把握,也使得刑法未能适时回应当下社会的流变,损伤了应有的规范机能。静态刑法解释观存在无法适应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局限,消解不了网络时代犯罪新样态的视域盲区,在追诉时效、刑民交错、公共卫生、刑法体系反思等细域也渐渐步入绝境,以致刑法面临功能限缩的尴尬处境。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化坚持不应扼杀刑法对社会生活的适应性,过度消极过度稳定实质是过度保守,既不能有效形塑新的行为规则,也矮化了刑法在社会调控架构体系中的本来角色。社会宏观格局的变迁全面波及犯罪的微观样式呈现,以进化论视角而不是静止视角审视犯罪,调整、改变以传统社会为背景建构起来的理论叙事话语已无可争辩,动态刑法解释观是最终的逻辑归结与价值选择。

追求整体性理想的法律解释观——以河鲈科淡水小鱼案为例

任何法律的适用,都必须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或理解)。通过河鲈科淡水小鱼案,德沃金成功地批驳了以古典解释学为理论基础的意图论法律解释观,强调只有坚持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才能既保持稳定性又保持连续性,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在我国加快法制建设进程的今天,合理地借鉴整体性的法律解释观无疑是促进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试论解释学的解释观

从三个层面区分并阐述了解释学的解释观 ,即方法论解释观、认识论解释观和本体论解释观 ;揭示了西方解释学解释观发展的历史结构 ,并按照其内在逻辑 ,提出了解释学如何从本体论回复到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关系到哲学未来发展的问题。

宪法人权视野中的刑法解释观

人权价值是宪法的目的价值、核心价值,这决定了刑法目的是保护包括犯罪人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目前,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片面理解人权、忽视人权甚至侵犯人权等问题,破解问题之通途在于,建立保护与保障统一,情、理、法融合及以罪过原则为本的人权刑法解释观。目的解释作为这种解释观的根本方法,寓于法理与情理、规范与事实的类推过程之中。

我国宪法解释观的原初形成及后续影响

法律文本需要解释才能明晰其规、内涵,才能不断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宪法解释在实践层面的适用处于不活跃状态,回溯其中的历史缘由可以从我国“五四宪法”制定过程中得到启示。“五四宪法”起草讨论的各个阶段对宪法解释的权限、内涵、适用情形等问题都曾提出过讨论,基于种种顾虑宪法解释问题最终被搁置。时至今日,初始的宪法解释观依然影响了宪法解释实践的积极推进,有必要谨慎选择宪法解释的实践突破口。

霍布斯法律解释观的现代展开

法律解释权归于主权者。法律解释者是主权者授权的法官。法律解释的对象包括自然法和成文法,且法律解释的效力具有一次性和特定性。霍布斯的法律解释观对我国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的革新都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论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解释观

探讨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解释观的基本点、实质及理论偏失 ,确认“科学解释是论证”的观点是其基本内容 ,“拒斥形而上学”和科学主义的信念构成了其精神实质 ,其表现出的种种理论偏失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完全形式化的逻辑重建纲领。

霍布斯法律解释观的现代展开

法律解释权归于主权者。法律解释者是主权者授权的法官。法律解释的对象包括自然法和成文法，且法律解释的效力具有一次性和特定性。霍布斯的法律解释观对我国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制度的革新，具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探讨从规则主义转为人本主义的刑法解释观

刑法条文本身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稳定性,加上当今社会情况的复杂多变,因此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必须正确领会立法意图、准确适用法律。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各国的学者存在着不同的观念。我国在刑法解释的过程中,一直坚持规则主义的解释观,不过现在也在逐渐向人本主义转变。我国从规则主义转为人本主义的刑法解释观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了人本主义解释观的优势。本文认为,刑法解释观念应坚持从规则主义转为人本主义。

论刑法解释观

刑法解释的目标是获得最合法且合理的解释结论。怎样的结论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是体现了立法原意的解释结论?是体现了法律文本现在的含义的解释结论?还是体现了解释者的看法的解释结论?这是一个现在争论仍很激烈的问题。本文在对各种观点进行评析后指出:在刑法解释中,应持以客观解释观为主的折衷解释观。法律解释的目标应该是发现法律文本客观的含义,目的是为现在遇到的疑难案件寻找最合法且合理的解释,因此解释者在解释法律时,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立法原意(这种原意通常也难以寻觅),而应当根据法律文本的客观含义和个案的具体情况寻觅最适合于个案的解释。

分析法学与法诠释学的对垒破除及其反思——以德沃金的法律解释观为例

分析法学与法律诠释学分别表现出描述性与评价性的不同学派特质。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构建的整全性法律解释观,为我们提供了消解两派对垒的重要分析框架。德沃金认为法律文本的真实价值存在于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式互动整合中,进而主张真正的法律解释境界为创造性的建构性解释。这种消除对垒之道的核心在于,对法律命题的创造性的解释,蕴含着描述与评价的成分。用德沃金的法律解释观来对待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可以看出大法官通过建设性解释赋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以正确的时代意蕴,即学校种族隔离教育的禁止体现平等保护的公共价值。虽然德沃金试图通过阐释性概念获致惟一正解,但他这种受到伽达默尔影响的法律解释观,注定惟一正解的追寻只是高贵的迷思,本身已遁入司法造法之中。

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观之于“《诗》无达诂”生成的意义

董仲舒今文经学解释观的全部精蕴在于一个"变"字。不管是他的名号论、辞指论等言意观,还是他"从变而移"的《春秋》解释思想,以及他的经权常变理念和具体的引《诗》活动,都直接孕育并促成了"《诗》无达诂"这一显赫命题的生成,或者说,"《诗》无达诂"作为一种解释经验和理解旨趣,本身就是从董氏的今文经学解释观念和阐释实践中提炼而来。

实质止步于人权:刑法解释的价值及其选择——评邓子滨教授:《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邓子滨教授的新作《中国实质刑法观批判》是一本难得一见的好书,具备以下六方面特色:中西比较、历史顾盼、现实况味、社科引入、人文关怀、妙趣横生。就刑法解释的价值而言,法益保护和保障人权这两种价值相互两种对立但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谐,解释时须在二者中找寻一个平衡点。就解释方法的选择而言,该书完全立足于刑法的人权保障价值,但可能对刑法的秩序维护价值有所偏离。基于"实质止步于人权",保守的刑法解释观值得推崇。

论定律解释

定律解释是基本科学解释 ,也是逻辑实证主义科学解释观的核心。本文分析了亨普尔定律解释理论的局限性 ,认为定律解释研究必须坚持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辩证统一 ,探讨了定律解释的形式条件和标准解释模式的拓展等问题 ,论证了定律解释本质上是一定概念框架中的解释的观点。

人民主体与我国刑法解释立场转向

刑法形式解释和实质解释均根源于人民主权理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人民主权下的卢梭和洛克之争,法理的同源性决定论争难有实质性的解释“增量”,更难说推动刑事司法善治。“人民主体论”超越“人民主权论”,是历史观和基于历史观基础上的政治观的一次重大飞跃。可用人民主体论为我国刑法解释理论论争“定分止争”并将其融入我国刑法解释理论;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为体,确立面向公众共识、面向刑事政策、面向所有人发展的刑法的主体解释观,真正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话语体系解码中国刑法解释何以有理的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原本形态新探——兼论实践主体在实践观中的地位

一、对“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 的重新理解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的两项最重大的发现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对这段论述的理解,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说明的是实践是人类观念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实践是观念的现实的物质对象、观念发展的客观动力、检验观念真理性的标准,也是观念为之服务的客观对象;说明的是观念的唯物主义的客观性,认为它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另一段论述,即必须把作为观念的现实对象的“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患者的疾病解释模式与护理策略

1疾病解释模式的概念 疾病解释模式是医学社会心理学中的概念,指的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对疾病的病因、症状出现机理、治疗方法的解释观点或方式。任何人认识自身或他人的疾病。都是以各自的教育环境、生活经历、社会经验、疾病体验与医学修养为依据的,不同的文化层次,就有不同的疾病解释模式。医务人员的疾病解释模式由于经过统一的医学教育训练,因此基本趋于科学化,但由于各人的思维方式与工作经验的差异,也难免产生错误的解释模式,不过比较容易自我修正。而患者的错误解释模式则较为难以自省,就需要医务人员的帮助教育。

刑法解释基本问题研究

刑法在适用的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那么对于刑法条文规定模糊的地方,进行刑法解释就显得至关重要。研究刑法解释的基本问题,弄清楚刑法解释的目标、方法以及解释限度,有利于更好的理解和适用刑法,维护法律尊严和保障人权。刑法解释目标是刑法解释的逻辑起点,反应刑法解释的价值观,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的大前提下,出现多种学说。文章在分析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提出采用综合解释观的观点。刑法解释方法是刑法解释适用的途径,也是刑法解释的具体运用,文章阐述了各种具体的方法以及在案件中适用不同方法的位阶。刑法解释的限度也是刑法解释的关键问题,关系到公权力行使的界限。刑法解释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是刑法解释的题中之义。

对“效用侵害说”理论的本土化检讨

在刑法解释学领域,针对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毁坏"内涵的"效用侵害说"正成为有力的学说;但是",效用侵害说"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质刑法观的解释思维路径,而这种解释思路及解释结论在根本上极易与权力联姻从而成为驭民之术,不符合初创阶段我国法治的本土现状,并且会锈蚀罪刑法定原则,从而直接摧毁中国法治的根基。对"毁坏"内涵的解释应该遵循法律语言的经验认知规律,应该能够揭示行为的破坏性之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