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规则的运用分析

法律制定之初,立法者就试图通过制定规则约束人的行为,让人在其规则下行事,为人的行为建立标准.但法律解释规则的运用在当下的法治环境中面临着困境,然而法律又离不开解释,解释又离不开规则的运用.故笔者对为何要进行法律解释规则运用分析,以及法律解释规则运用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阐述,并对法律解释规则运用困境的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合同解释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综合运用

合同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对未来事务所做的安排，可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即使有着丰富的交易经验和深厚的法律知识，也不可能对未来尚未发生之事做出尽善尽美、天衣无缝的安排，所以合同中总会有一些条款不明确、不具体或者合同中出现漏洞，而且当事人对合同条款和用语也会产生不同认识和理解。

刑法中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

当前对兜底条款的主要解释方法为同类解释规则,但该规则在学术理解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误区和困境。该解释方法不能概括兜底条款的全部适用范围,还存在任意解释的缺陷,不能准确划定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同类解释规则本身的标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滥觞于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的指导功能被遗漏忽视。立法活动总是围绕规范保护目的进行,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作为法律文义表达的部分内容,均受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制约,发挥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限定行为入罪范围。此外,相较于模糊、抽象的兜底条款,例示条文具有明确行为类型的作用。因此,就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而言,应采用行为类型标准说,更有利于行为刑事违法性的判定,以避免规范保护目的成为兜底条款的唯一解释依据,从而产生将实质违法性作为唯一入罪理由的风险。重视规范保护目的及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双重制约,有助于实现法安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中)——法律解释规则及其分类

对多种法律解释规则进行分类研究是法律解释的重要任务。目前法学界关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区分,可以作为区隔法律解释规则的依据。与形式法治相适应,有合法性解释规则、文义解释规则和体系解释规则;与实质法治相适应,有合理性解释规则、目的解释规则等。法律解释规则是在思维领域中捍卫法治,因而要求法律人在解释法律的时候,首先要使用与形式法治相适应的解释规则,只有经过严格的论证才使用与实质法治相适应的除弊规则。

法学话语中的法律解释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核心是法律解释规则,即各种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规则。几乎所有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其目标都是探寻法律解释规则的构建与运用。为了证成这一判断,梳理与不同意识形态相匹配的具体法律方法很有必要。这种概括不是对法律方法纯粹历史的考察,重心在于说明法律解释规则的实践意义。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即将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在关注一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开始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这是展现法学理论和法律方法论实用品格的开始。对法律解释规则的认识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重点从法治意识形态、法律方法的进化以及与相近概念的比较三个方面进行诠释。

我国司法解释规则的新发展及其再完善——《07规定》与《97规定》的比较分析

与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出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相比,于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则无论在形式体例上还是在具体内容方面均有新的发展:新规则的制定依据有所扩充,从而凸显了依法行使司法解释权的应有宗旨;突出强调了协商一致,为"两高"共同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提供了制度雏形;扩大了司法解释的立项来源,拓展了司法解释正当化的社会基础;但新规则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自己规定其司法解释"具有法律效力"显然是一种"过于自大"的失当宣示;对于司法解释工作的监督机制似乎仅具形式意义。

关于未来《民法典 继承编》中应规定遗嘱解释规则的探讨

如果我国将来的民法典设置有"总则编",可以在总则编中规定法律行为解释的一般规则,在继承编中规定遗嘱解释的特殊规则。遗嘱解释规则立法最关键的内容,是要确立遗嘱的主观解释规则;至于遗嘱外证据采用规则,只要遗嘱内容存在歧义,就可以采用遗嘱外证据证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立法对此不作出相反的限制性规定即可。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上)——法律解释规则的含义与问题意识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法律解释学研究走完了初级阶段,学者们对涉及学科发展的基本概念、原则、原理进行了较为清楚的梳理,学术思想进化的脉络也基本厘清,初步完成了基础理论的研究。然而,这并没有满足法治建设以及实务法律人对方法论的需求,因而需要进入细化阶段的研究——把复杂的解释理论转化为简约的解释规则,是法律人对法律方法论的重要期待。简约的法律解释规则代表了"学了容易懂,懂了就能用"的方法。西方法学以及中国律学的经验智慧中,有大量的法律解释规则,需要法律学人甄别、梳理,以方便法律适用。

法律解释规则及其运用研究(下)——法律解释规则运用所遇到的难题

由于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不完善,在制度设计上法官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这就使得限制法官任意的法律解释规则难以发挥正常的功能。学者们发现几乎每一个解释规则都有指向相反的规则,如果不符条件单独地运用某一解释规则,会出现一些对法治来说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了个别的、不受解释规则约束的判决比按规则做出的判决更公正的现象。因而加强对法律解释规则的冲突研究,不仅是法律解释学研究必须克服的理论难题,也是司法实践所需要的。

司法裁判中刑法同类解释规则运用的反思与重塑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准确理解刑法兜底条款和概括规定的重要解释方法,该规则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实践中对该规则的接受、认可和运用。司法裁判中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具体适用对象以刑法条文中的概括规定为主,可进一步细分为刑法条文中的兜底条款或概括规定、立法解释中的兜底条款、司法解释中的兜底条款或概括规定和刑法条文中的概括规定+司法解释中的概括规定(兜底条款)四种类型。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在“出罪”或从轻处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规则误用、轻视、刑法兜底条款的误读等问题。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不当运用会产生定罪层面的扩张性、量刑层面的失衡性和同案不同判等负价值,其背后根源在于对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存在认识误区及将该规则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的价值偏位。应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规范定位、运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立场一致、增强运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裁判说理能力、防止对理论通说观点的过度背离四个方面重新构建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实践运用的合理路径。

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解释规则的再认识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进行了编纂。该规则同时将条约解释的传统理论予以了吸收。由于该规则所容纳解释规则与方法的广泛性,没有为条约的解释问题提供一确切的解决方案。条约解释往往取决于解释目的,而目的则处于解释规则之外。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适用对象的反思与证成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与刑法兜底条款相互依存,构成了我国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研究和适用的特殊镜像。实际上,刑法兜底条款与刑法例示规定是种属关系。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对象应是刑法例示规定。刑法例示规定的规范构造包括典型事项具体列举+“等”或“其他”标识词+概括词三个要素,并且这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逻辑结构。刑法例示规定可区分为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两种。应摒弃学界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理解刑法所有兜底条款或所有包含“等”或“其他”用语条款的普遍甚至唯一规则的抽象叙事,而回归司法实证和实务操作视角,对我国刑法文本中所有包含“等”或“其他”的501处表述进行重新分类,在剔除原本不属于刑法例示规定以及无法和无须适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情形以后,将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对象精确锁定到116处刑法例示规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分层分类的适用思路:对于其中符合理想类型的例示规定,首先适用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并通过客观目的解释予以补充,即遵循由形式—实质的解释逻辑和路径;对于不符合理想类型(即现实类型)的例示规定,应以目的解释为引导,以法条的客观目的对例示规定本身的“不典型”予以补足,并兼顾文义、体系等因素的协调,合理确定该刑法例示规定的规范边界。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一个反思性的证立

刑法同类解释规则对于刑法规范含义的确定具有重要价值,我国刑事立法、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裁判中的适法统一对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运用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但是,刑法学界关于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关注呈现出“碎片化”、“工具化”、“符号化”倾向,刑法同类解释规则的操作性不强且缺乏与其他解释方法的融合,由此造成理论供给与实务需求的严重失衡。刑法同类解释规则要想真正回应现实需求并具备作为一种刑法解释方法的一般性特征和应有属性,应重点聚焦解决刑法同类解释规则“是什么”以及“怎么用”两个层面问题。一方面,在澄清认识误区的基础上,依托于该规则的概念回归、适用条件、基本定位等支点完成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理论构建;另一方面,基于过程调控和结果调控视角,通过判断标准和结论校验两个维度确定刑法同类解释规则作为法律解释方法的操作原理。

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的解释规则——以澳门“丹麦工程师逗留案”为例

针对“丹麦工程师逗留案”的裁判,澳门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对澳门基本法第50条中“行政法规”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澳门中级法院认为这里的行政法规只能是执行性的行政法规,而澳门终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宣称,除了执行性的行政法规,行政长官在坚持法律保留、法律优先的前提下还有权制定独立性的行政法规。澳门两级法院对同一概念的解释出现两种结论,这与解释方法的使用有密切关系。为增强解释结论的说服力,澳门法院解释基本法需遵循相对统一的规则。此外,基本法解释具有宪法解释的性质,具有自身独特的要求,澳门法院在解释基本法时需要把握基本法解释思维的宏观性、重视基本法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和保持基本法解释态度的谦抑性。

论习惯解释规则在合同履行中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把生活中的交易习惯从立法上加以规定 ,便于合同正确适当履行。因此研究习惯解释规则 ,准确适用交易习惯 ,在司法实践中意义重大。从习惯解释的概念 。

知识产权执法争端时代中的TRIPs解释规则研究——以美国诉中国DS362案为主线

WTO框架下美国诉中国DS362案标志着TRIPs协定下各成员方争端的焦点转化为知识产权执法问题。在对TRIPs解释规则研究的路径上,结合DS362案对于新争端时代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知识产权执法并非一个单一性条款的解释问题,而需要从多个角度对争端所涉条款进行综合解释,这样才能明晰WTO各成员方在TRIPs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

遗嘱解释规则研究

随着我国遗嘱继承纠纷增多,争议标的增大,遗嘱文本的解释问题在司法实务中越来越显得紧要。我国《民法总则》关于民事行为的解释规则是笼统而含糊的,以致实务中法官对案涉遗嘱所作的解释,其合法性、妥当性常遭当事人质疑;事实上法官武断地解释遗嘱、曲解遗嘱、否定遗嘱效力的情形并不少见。本文对遗嘱解释的特点及国外立法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提出并建议我国在《民法典》中规定遗嘱解释规则:拯救遗嘱效力规则、文义解释规则、整体解释规则、错误不害真意规则、遗嘱外证据有限适用规则,并提出相关法律条文建议。

发明专利保护范围解释规则比较研究——以授权与侵权判定两个阶段为例

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解释规则在授权阶段和侵权判定时存在差异,造成了这两个阶段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存在差异。从权利要求保护范围的含义、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的限定作用、权利要求技术特征的含义、说明书和附图的解释作用以及审查档案等多个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分析差异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引发的问题,并给出对策。

简析“不利解释规则”——基于《保险法》第31条的研究

本文在综合比较世界各国主要法系所采用的关于法律条款的解释经验的基础上,分析评述了相关学者对《保险法》中不利解释规则的观点建议,指出不利解释规则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包括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地位的改变而引发的道德风险或逆向选择,以及该条款的适用范围或使用频率可能被人为扩大等。提出相关部门应当在适用该条款时明确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改善内外部执法环境,并建立起链式监管机制,使不利解释规则真正发挥其现实意义。

专利权利要求解释规则的重构

对专利权保护范围进行准确界定是专利制度的核心问题,鉴于我国立法的原则性以及司法解释的非体系性,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和司法的难点。专利权保护建立在对价理论基础之上,只有相对于现有技术具有新颖性、创造性以及实用性的技术方案,方有资格获得保护,而且必须遵循说明书充分公开换取专利保护的对价机制。现行司法解释构建的权利要求解释规则类似合同文本的解释方法,脱离专利权本质,必须在对价理论基础上重构权利要求解释规则,专利对价解释规则是基于对价理论所构建的特有的解释规则,解释过程需要将技术、创新与法律高度融合,对违背发明目的或不符合授权实质要件的技术方案不应当纳入权利要求解释的范围。整体解释规则将专利文本视为整体,运用文义解释、内部证据优先等解释方法探寻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实现客观表达与主观意思的高度统一。在特定条件下,借助说明书披露的实施例来解释权利要求的用语,也是维护专利对价理论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