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数据时代的算法解释请求权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有超载之嫌,以至于人们需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予以筛选。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是算法及其决策机制,它可能导致人类面临"信息茧房"风险、隐私泄露风险和歧视风险。个体无法解决这种普遍性的技术风险,必须以法律制度的方式来应对,而算法解释请求权正是其内容之一。从法律层面讲,算法具有可解释性,但并非技术细节的解释,而是功能、逻辑、决策规则等的解释。从正当性层面讲,算法解释请求权关注到了人性之恶、人的自治性需求和算法相对人与算法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平等问题,主张从知情权角度推定权利并赋予算法可责性。算法解释请求权既是一项公法权利,也是一项私法权利,要求法官从形式与实质两个层面审查义务人关于算法的说明,进而保障其权利。

构造算法决策之解释请求权初论

随着近些年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与应用,人类进入了信息数据化的科技时代,越来越多的领域依靠大数据的算法决策来做出决定,大到银行业的贷款许可,小到网络平台的购物选择,人们生活在巨大的数据网链下,各种信息被汇总、分析、排序,并用于决策,形成了一张关于相对人进入特定领域的通行证。然而需要考量的是,如果算法化决策是错误的,那么在相对人无从知晓具体决策过程的情况下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这一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并无规定,而单纯援用合同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知情权等无法达到救济效用。通过理论衡量,唯有配置独立的解释请求权才能平衡算法化决策使用者与相对人之间失衡的权力关系。而在构建“解释请求权”中需要对其称谓进行统一,同时对解释请求权的权利义务主体予以准确界定,阐述权利义务相互印证的法律内容,对其适用范围进行限制,为“解释请求权”的构建提供学理储备。

算法解释请求权及其权利范畴研究

算法使用者因算法决策的黑箱属性而享有算法权力,处于事实上的支配地位,这极易损害算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保护算法相对人合法权益,确保算法技术的良性发展,应当赋予算法相对人算法解释请求权以对抗算法使用者的“算法暴政”.算法解释请求权脱胎于知情权但超越了知情权的构架,因其重在保证算法决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平衡算法使用者与算法相对人利益而区别于算法相对人享有的数据访问权.算法解释请求权包括事前公示、事后解释与错误更正三项权利内容,且受比例原则的限制,以相关性为前提,以可理解性和可救济性为标准,以“算法决策造成显著影响时”为行使条件.

法经济学视角下算法解释请求权的制度构建

算法解释请求权是应对人工智能时代自动化决策风险的新兴权利,能够有效解决现有法律制度性供给不足的难题。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它不仅能以最小成本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也为博弈双方提供了平等对抗的制度武器,亦是将技术发展而溢出的负外部性进行内部消化的有效途径。算法解释请求权不应囿于"现象描述"的误区,权利构造、适用范围、行使程序等内容应考量资源的有效整合,在相对人救济和鼓励创新之间寻求平衡。

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法保护——以《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为视角

我国1982年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2004年宪法修正案进一步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制定法意义上,我国公民基本权利有了越来越完善的宪法依据。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从我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实践来看,公民基本权利保护条款仍停留在纸面上,实施宪法、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就必须建立公民寻求宪法救济的途径。由韩大元等国内学者起草的《宪法解释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为公民基本权利保护规定了抽象审查性宪法解释请求权与建议权、具体审查性宪法解释请求权、公民个人请求宪法解释权,文章对这三种保护路径进行分析,并对其规定的合理性提出建议。

CC解释及对CC和CEM过渡版本的分析(一)

引 言CC(Common Criteria-通用准则)是美英等六国历经多年所制定的国际性的信息安全评估准则,其2.1版本在1 999年末被批准为国际标准(ISO/IEC 15408)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是随着CC互认协定签署国的不断增加,CC在国际社会中已经成为主流的安全性评估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