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定解除事由的规范体系——以一般规范与特别规范的关系为中心

现行法上关于法定解除事由的规范体系错综复杂,除《合同法》第94条的一般规范之外,还包括分则、特别法和司法解释中大量特别规范。这些特别规范并非仅仅是《合同法》第94条在特殊合同领域的具体化,还包括变更、扩张、限制甚至排除法定解除权一般规范的大量内容。法定解除事由的多样化,为具体交易实践中不同合同利益甚至社会利益的平衡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模式,同时也对重构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一般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当然,基于体系整合的需要,《合同法》第94条的一般规范依然能发挥其在法律解释适用和理论梳理上的指引作用。

合同法定解除事由

文章认为,法定解除事由包括客观原因、主观原因和法律的特别规定。客观原因包括不可抗力、意外事件、情事变更,主观原因包括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对实际违约的情形进行了具体划分。

论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

由于保险人的特殊地位,各国保险法一般都规定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保险合同,除非投保人有违法行为或重大的、特别规定的违约行为,从而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财产保险合同的法定解除事由我国法律虽有规定,但在保险实务中仍有很多问题难以认定和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保险合同基本法理,准确把握财产保险合同解除事由的内容和范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无裨益。

默示预期违约作为合同法定解除事由的探讨

默示预期违约是我国合同法引进的一项新的制度。当前学者多认为 ,默示预期违约可以由不安抗辩权代替 ,默示预期违约作为合同法定解除事由可能造成当事人滥用权利。本文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 ,在联系我国立法实际及司法实践的基础上 ,深入分析了默示预期违约和不安抗辩权的不同适用领域 ,对默示预期违约作为我国合同法定解除事由的必要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我国引进的默示预期违约制度是一种有条件的借鉴 ,其结果并不会造成权利的滥用 ,而是给当事人在选择权利救济方式时予以更合理而灵活的空间。

公立学校教师聘用合同的解除事由

目前,教师聘用合同解除纠纷经常见之于各学校,但是鲜有人研究它的事由。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事由体系,一个国家规定的事由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就不是事由,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地方立法机关规定的事由也不完全一致。构建由教师事由、学校事由和其他事由组成的事由体系;在教师与学校事由方面,以教师事由为主。在教师故意或过失与非故意或过失事由方面,以故意和过失事由为主。

论韩国《民法》中契约法定解除权事由

韩国《民法》中契约法定解除事由可分为两种:一是韩国《民法》第543条第1项规定的约定解除事由,二是韩国《民法》第544条(迟延履行)、第545条(定期行为)、第546条(履行不能)规定的法定解除事由。此外,根据韩国《民法》的"债务不履行"体系及民法学界的通说观点,当发生拒绝履行、不完全履行和债权人受领迟延时等情形时,契约的一方当事人也可通过解除契约的方式对上述情形进行救济。但由于韩国法律中"债务不履行"的发生以存在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为前提,当发生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时,债权人就无法通过解除契约的方式对已无继续履行之必要的契约进行救济。为解决上述问题,韩国可通过引进英美法系的"救济进路",将"根本违约"作为契约是否需要解除的唯一判断标准,不再考虑是否存在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归责事由,以更好地实现契约解除制度的功能及价值。

对商事合同法定解除适用问题的探讨——基于法定合同解除权事由的类型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坚持了民商合一的体例,然而商事合同本身的诸多特征使其解除权问题依然呈现出与民事合同不同的诉求;在商事合同法定解除权限制的论域中,或可将观察角度侧重于解除权一侧,藉由法定解除事由的类型化梳理重新考察以得出结论;商事合同的认定本身极为抽象,单纯的有偿、无偿的标准也只是权宜之计;在解除权限缩的问题当中,商事因素在合同中的比重来确定不同类型解除权的规则适用的研究方法应该被重视;在新时代对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研究方法,应当至少包含这样的思路:结合法定事由解除的类型化角度,对商事合同解除权限制在一般法定事由的具体化、部分解除、终止、信任丧失型解除权等领域的诸多问题分別讨论。

合同解除若干问题的研究

传统民法学界认为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就意味着合同消灭,回到未订立合同之前的法律状态,恢复原状,但是这种恢复原状的做法过于僵硬。对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问题提出了质疑,确立了清偿关系说,在解约后通过解约损害赔偿对于合同解除权人进行救济。但是这种解约赔偿是根据不同的解约事由拥有不同的归责原则与赔偿范围,不能完全适用损害赔偿的规则。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劳动合同解除正当性审视

新冠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使劳动关系领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基于非理性趋向任意行使劳动合同解除权,无限凸显其“经济人”单方意思表示,无视其作为“社会人”对整体利益的需求弹性。归根结底,《劳动合同法》预告解除等法律规范缺乏对行为人解除行为的必要限制,传统理论对合同解除权形成权属性界定在实践中被盲目适用,劳动关系主体之间利益平衡被当然打破。为此,有必要对劳动合同单方解除事由正当性进行审视,以解除事由类型化作为根本着力点,建立双重责任制度合理规制劳动合同解除权,最终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提升。

浅论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以一起房产买卖纠纷案为例

由于我国法律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未作明确规定,在实务中引起了诸多纠纷。为此,该文以合同解除权为研究对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拟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进行分析,力图把握其适用标准。并运用合同解除权事由发生之日作为解除权发生之日的观点,对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衍生出来的房产买卖合同案进行评析。

合同解除权竞合下除斥期间的计算

【裁判要旨】法定解除权和约定解除权基于同一解除事由竞合,守约方合同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起算点应同时计算,即自守约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算。即使基于同一解除事由构成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法定情形,守约方法定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起算点也与约定解除权行使的除斥期间起算点一致。

我国遗赠扶养协议制度之完善

遗赠扶养协议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不同于普通债权合同,应当规定于《继承法》中。对于遗赠扶养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解除等问题,《继承法》没有特别规定的,应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而不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修订后的《继承法》应扩大遗赠扶养协议中扶养人的范围,增加对协议内容约定不明时的补充性规定,细化协议解除事由及解除方式的规定,完善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规范,以增强遗赠扶养协议制度的可操作性。

保证期间比较研究

本文以比较的方法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立法确立的保证期间,从立法体例、类型、完成效果及解除保证期间的法定理由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揭示了保证期间地位、作用及立法走向,以期对我国保证期间的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教师队伍建设稳定性与安全性的基本法律问题——教师地位变迁引发的思考

目前,教师队伍建设稳定性的主要问题是学校、教师违约及其责任承担,学校随意解聘教师和聘用合同被解除后的未聘人员安置。我国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关于违约责任的规定阙如。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违约责任的方式应为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重新录用和继续履行。我国应建构由教师事由、高校事由和其他事由组成的聘用合同解除事由体系。我国应颁布《未聘人员安置条例》,由政府而非学校承担未聘人员安置的主要责任,同时未聘人员的安置要与其社会保险相结合。

我国海上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探讨

鉴于合同解除权的特殊属性，海上保险人的法定解除事由应只限于《海商法》的规定，包括被保险人违反告知义务和被保险人违反保证两种情形；由于《海商法》在借鉴英国法有关告知义务和保证制度的规定时未能协调好英国制度与国内立法原则的关系，其有关上述两种解除事由的规定仍存在与法定解除权性质相悖的内容，应当予以修正。

“个人解除刑罚事由”制度探究

晚近以来出台的几个刑法修正案和司法解释显示,"个人解除刑罚事由"制度正在我国被不断适用。对于法律作这种制度安排的理论根据,域外刑法学者提出了"奖励说"、"刑事政策说"、"刑罚目的说"、"违法性减轻说"等几种学说。我国之所以大量适用这种制度,是因为该种制度具有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彰显刑法谦抑主义、顺应轻刑化的历史潮流、契合恢复性司法的时代脉搏等价值。要使该种制度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就既要弄清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该制度的具体规定,又要对该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弥补。

开发商盗卖房屋15年业主今索赔

李先生购买别墅,交了30万元首付款,可一等15年,他都没有接到开发商的入住以及补交购房余款的通知。近期一问,才知道自己15年前购的房子已经被开发商卖给了第三人。李先生气愤至极,遂将开发商告上了法庭。可开发商也有话说:你十几年不交购房余款,严重违反了双方签定的合同,是你李先生的错误行为才导致合同的解除。谁是谁非?且看法官判决和律师评说。

违约方合同解除制度的功能定位及其意义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已经实施,然而学术界对违约方合同解除仍有否定和质疑,深刻理解该制度的定位及其意义仍极为必要。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不但与合同严守并不冲突,而且能解决其他制度无法有效解决的合同僵局问题。基于制度体系的考量,违约方合同解除规则不是世界合同法史上的异类而是新的贡献。目前有些学者提出的其他替代措施如现实支付赔偿以及重大事由解除,在规范意义上和可接受度上无特别优势,其中将现实支付赔偿作为解除条件还是错误的。违约方合同解除的司法适用需关注既有的司法文件和司法案例,注意将解除时间点置于解除通知后起诉前才能够有效实现规则目的。

已处分违纪员工再以此为由解约合法吗

亲情介绍张某于2012年3月进入上海某饮料有限公司工作,双方签订过四期劳动合同,最后一期劳动合同的期限为2020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2022年7月6日,公司向张某出具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解除事由为张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随后,张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对流机制研究

行政犯在我国的刑法条文及司法解释中多体现为行政处罚是启动刑罚的前提条件,行政处罚是相应行政犯罪的违法性构成要件,此类规定体现了行政处罚的入罪机能,但行政处罚的出罪机能的立法适用却总数寥寥。按照与法益关联程度的高低之分,可以将行政犯区分为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和高关联法益类行政犯,对之采取不同处置措施。相较于高关联法益类行政犯,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罪的刑事不法内容较少,尽管其创设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但因为欠缺实然的损害后果,因此可以通过其他相应措施降低或解除其创设的风险,可以考虑通过行政处罚措施进行除罚化。在充分实现刑法的功能和价值的前提下,均衡发展非犯罪化及刑罚替代措施是缓冲犯罪化所带来负面效果的有效方式。因此,在低关联法益类行政犯罪中尝试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对流机制,在行政处罚作为启动刑罚的前提的同时,扩大行政处罚作为刑罚解除事由的立法适用,实现"入罪"与"免刑"的量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