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王言体”立“辞命体”——晚清学者刘熙载应用文概念的名与实新论

基于“辞命”从“国书”分化出私人书简的文体新变,刘熙载提出“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的“辞命”观,立“辞命体”而不是“王言体”为应用文的源头。他从“辞命”作为“六辞之命”的本源出发推出“应用文”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视“辞命”既是一个文种又是一种体裁的双重“辞命”观,突破了传统“辞命”观的一维视角;以“一人”二字淡化“辞命”作者的官方身份,凸显个体的“人”在写作活动中的主体作用,由其“文道”通达其“人道”;把应用文分为“上行”“平行”和“下行”,突显应用文是以作者和读者的有效沟通为目的的特殊文体,超越了唐宋以来对应用文体单向认知的局限;游离于“公文”的传统谱系,为应用文体裁和章法的独树一帜建立了“辞命体”传统谱系。他通过游离公文的“王言体”,摆脱传统骈体应制文表达的束缚;确立应用文“辞命体”,追求文本表达的有效性,保障了他对应用文命名和分类的名与实相符,为今人构建应用文所当蕴含的“文道”和“人道”传统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思路。

杜甫代言体诗歌的心理透视

“代言”是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这种假托抒情的方式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杜甫诗作中也存有不少代言体诗歌,包括女性视角代言体诗歌、男性视角代言体诗歌、自然视角代言体诗歌这三大类。杜甫利用代言体诗歌使自己戴上一副伪装的“面具”,实现了“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的效果。通过对杜甫代言体诗歌进行分类研究,可以分析杜甫不同视角下代言体诗歌创作的不同之处,进而透视其不同的创作心理。

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

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要体裁的五言诗,因功能不同形成不同的体制。乐府五言在文体上的历时演变及其与同时的徒诗五言的分合关系值得着重论述。五言出于乐府,在魏晋诗坛上分流为乐府与徒诗两体。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明显影响,内容上也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中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表现出与徒诗五言明显不同的文体特点。

论《千家诗》五七言体的文化异趣

因选编于不同时代,《千家诗》五七言体的选编在审美指向、诗歌理念、教育原则等诸多方面都反映出不同选编时代的文化异趣。包括理趣与情趣之别以及围绕这一核心界别而凸显出的本宋、宗唐和诗道情性等不同的诗歌价值取向,进而折射出宋与明清时代既有传承关联又有时代特点的诗歌教育观。

论汉魏三言体的发展及其与七言的关系

在中国诗歌体裁中,三言是一种极少受到关注的类型。三言在汉魏兴衰的原因可以归结为表现功能和体式原理两方面,并且与七言体有密切的关系。

寻找与突破:论阎连科《受活》的“絮言体”

《受活》摆脱了阎连科对文体选择、寻找的巨大焦虑,创造性地运用了“絮言体”并把它发展到极致。“絮言体”形成了支撑文本的主干结构,对作品内容是一种有效的补充、阐释和延伸,很大部分能够独立构成情节,维系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絮言体”的运用,标志性地意味着阎连科的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是阎连科小说创作流程中带有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也是当代小说创作横空出世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

《诗经》四言体成因蠡测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诗体的核心是句式,从句式来观察《诗经》诗体,因其主要以四言为主,故可称之为四言诗。《诗经》四言体的成因是周代基于行礼奏乐的现实需要而对之前即已经出现的四言体的有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既具有中国古典诗歌起源处的语言上"先天"的决定性,也有周人诗歌依附于仪式并受其影响的因素。也就是说,《诗经》四言诗体的形成,一方面与先秦审美文化崇尚对偶的心理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早期诗歌,尤其是《诗经》诗篇多为仪式而作或多在仪式场合由打击乐器伴奏而歌的事实相关。

从叙述体向代言体过渡的几种形态

戏剧的发生发展，如何从叙述体衍变为代言体，为学术界未能解决的难题。作者以实例说明了在宗教祭祀戏剧演出中发现的几种过渡形态，并探讨了它们的历史渊源，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可资实证的材料。

李白代言体诗的心理机制(一)

代言体诗即代人言心或以人和物代己言心。李白对古典代言体诗的疆域，作出了杰出的开拓。他在广泛借鉴和转化传统代言体的基础上，怀着悲天悯人的博大忧虑，关怀着社会上一群被压抑、被漠视的悲伤灵魂，并从中萃取弃妇情结为自己也身处其间的文人生存境遇伸张正义和宣泄郁积。他使诗歌的审美心理功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和深入的开发；并且在推进代言体向广义形态发展中，探索着丰富多彩的社会问题、文化症结和人生哲学。

论范成大田园诗的代言体特征

范成大的田园诗成功地运用了代言体。其作品能用真正的“田家语”传达出农民真实的心声,堪称当行本色;全方位展示了农民生活中的感想与见闻,令人耳目一新;首次使用七绝组诗体,丰富了代言体田园诗的艺术体式。范成大善于学习、继承前代诗人优秀的艺术传统,格外熟悉他的代言对象———农民,并与之情感相通、立场相近,这些都是其代言体田园诗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多元聚合·代言体叙事本位·悬置──论中国古典戏剧形成于“踏摇娘”

本文以王国维“以歌舞演故事”为评判标准，观照中国戏剧 史上几种关于戏剧起源的说法，认为其形成是基于歌舞、表演的外在形 式向代言体叙事本位靠拢之上的多元聚合过程，据此，把“踏摇娘”作为 中国古典戏剧最初形成的标志，并进而认为，“踏摇娘”在戏剧史上尴尬 的悬置状态使它没能发展成为后世成熟的戏剧形式。但这一点并不能 否定“踏摇娘”在中国古典戏剧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现代汉语“群言体”的分类及其功能

目前,对网络语言的讨论,大多还仍旧停留在词句层面上。其实,网络语言在文体层面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现象。本文集中讨论了一个跟网络语言相关的特殊文体,即“群言体”。文章主要将群言体分为采访体、比较体和娱乐体三个小类,并分别探讨其功能;在此基础上还讨论了群言体和现代汉语其他语体之间的交叉渗透情况。最后就群言体的历时流变作了初步的探讨。

建安代言体诗赋论略

代言体诗歌与辞赋创作繁盛、作品数量显著增加是建安时期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的文学现象。重新界定代言体诗学范畴的基本内涵,分析狭义、广义两种代言类型的基本特征,探究并阐述代言体诗赋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的内在原因,梳理代言行为与创作发生机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对六朝为文造情现象普遍出现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建安文学的深入研究。

“代言体”辨识

代言体诗歌是诗歌创作中颇具个性和特色的诗歌体式和类别。所谓代言体是指诗人代人设辞,假托他人(多为女子)的身份、心理、口吻、语气来创作构思,表面上是诗人代诗中抒情主人公言而实质上是诗中抒情主人公代诗人言的一种诗歌体式、创作模式与表现方式。“代言体”诗在标题、人称、形式、内客、表现角度、表达方式等方面有着鲜明的特征,代言体诗的形成也有其政治、艺术、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

论《诗经》四言体的语言文化意蕴

中国上古诗歌以二言形式为主,至《诗经》以四言为主体。《诗经》以四言为主体有其深刻的语言文化内涵。周初社会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导致了大量双音词的出现,这是《诗经》四言体产生的语言学基础;周初制礼作乐,决定了《诗经》内容的庄典性,而庄典性的内容决定《诗经》适合采用四言为主体的诗歌形式。《诗经》以前的古代诗歌现存的以《易经》卦爻辞所引古诗为代表,这些诗歌不但具有大量的二言体诗歌,而且具有大量的二言、三言、四言相互混用的诗歌,这类作品当视为二言诗歌向四言诗歌过渡阶段的作品,为《诗经》四言为主体形式的出现开了先河。周民族的对称审美心理也是《诗经》以四言为主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代言体弹词对戏曲的借鉴及其叙事特点

代言体弹词的形式在之前的说唱艺术中已经孕育,但戏曲的成熟使它有更多的营养可以汲取,并最终被认为是弹词正宗。弹词与戏曲除了形式上有其类似之处外,在内容上也互相借鉴。它们的优秀篇目往往相互改编。从改编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弹词与戏曲在处理相同题材、同一故事情节时的不同方法,从而也显示出了弹词与戏曲各自的特点。

元杂剧代言体叙事结构的形成

元杂剧家是开创中国戏曲纪元的第一代剧作家。他们的崛起,意味着戏曲创作过程中编剧与表演的首次明确分工。他们把宋金杂剧、院本尚不具备大容量"叙事结构"的"代言体",与诸宫调尚不具备"代言体"性质的大容量"叙事结构"的"叙述体",珠联璧合地结合起来,创造了崭新的"代言体叙事结构",确立了戏曲创作以"假定性"为前提,"演故事"为宗旨的具有高度综合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的结构载体,把戏曲推进到高度成熟的阶段。"代言体叙事结构"的形成,是中国戏曲成熟的标志。

元人代言体散曲简论

元代散曲的代言体作品情感意蕴丰富,表现了女性千姿百态的相思离愁,表达了作者对真挚爱情的赞美、追求和向往,并从中获得心灵慰藉,寄寓了文人现实中的失意情怀,流露出士人对年光易逝、青春难驻的伤叹。这类作品在表现手法上将文人意趣与民歌风味相融合,雅俗共赏,崇尚含蕴不尽的情致,显示出较强的叙事功能,构思新巧,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宋代妇女词及其与男性代言体的比较

宋代女性词的创作非常繁荣,留下了很多优美动人的词作。宋代女词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上层知识女性;一是歌妓姬妾。她们在词中以不同的方式写尽了内心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同时,宋词中还有许多男性作家为女性代言的作品,这些作品与女词人的作品在表现方式和情感内涵上都有很大不同。比较而言,男性作家的作品是男性视角和感观中的女性形象,而女词人的作品则是内心情感的真实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