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监察法》的原理、原则与建言

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蕴含着具有“发生学”意义的政理、哲理和法理。其政理为“保持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高度自觉”,其哲理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其法理为“以良法引领推进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修改《监察法》的基本原则,应坚持以政治为统领、以人民为本位、以问题为导向、以系统为理路。新修《监察法》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研究成果和实务部门探索出的成功经验,体现了惩治腐败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的法治原则,增强了监察全覆盖的有效性和反腐败工作的实效性。其进一步完善可通过未来修改《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方式,从党的领导、纪监一体、监司衔接、行贿惩治等方面入手。

从《大言赋》《小言赋》看先唐诙谐文学传统

《古文苑》卷二所收《大言赋》《小言赋》,开创了中国先唐诙谐文学传统。先唐诙谐文学在古代文体分类上归属于“杂文”或“杂赋”,诙谐文学又可以具体分为两大类型:一是表达自己难言的隐忧,如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等;二是通过文字宣泄表现文学的娱乐功能,如《大言赋》《小言赋》等。魏晋时期的《头责子羽文》便以诙谐语言表现了当时社会的人情冷暖,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而北朝时期的诙谐文学则主要是文字游戏。这种娱乐文学是否全无价值,也不可一概而论。从这类作品看,中国文学除了言志、缘情、叙事传统外,还有一种娱乐功能,为历代文人所喜好。充分挖掘这些文学特质,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丰富意蕴和独特风貌。

论明清“小说家言”所反映的文学生态

在明清小说文本中,小说家往往通过现身说法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某些文学现象的真知灼见,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当时的文学生态。这些颇具认识价值的“小说家言”,或对小说创作与传播环境予以评价,或直接表明作者的小说观,或对小说创作技巧加以申说。有时小说家通过精心设置的故事情境,借小说人物之口直观生动地表达自己的诗学主张;有时小说家在刻画人物形象时,间接展示了当时的诗歌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作为强势文体的时文与古文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当时文坛生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小说家通过特定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文章学的某些真实状貌,尤其对“以古文为时文”之说给文坛带来的多重影响予以充分关注。

文心一言与深度学习融合的教学实践研究——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为例

文心一言能够为学生提供强有力的学习支持,同时也能为教师的教学提供强大的助力。然而,若过度依赖此工具,可能会导致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退化。深度学习作为一种先进的学习理论,可以有效帮助师生应对这一挑战。文章通过将深度学习理论与文心一言相结合,探究实施“文心一言+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式,旨在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最终实现AI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为教学赋能。

领导建言寻求对员工主动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和调节焦点理论相结合的视角,通过一项多阶段、多来源的问卷调查研究(研究1)与一项实验研究(研究2),探讨了领导建言寻求这一管理行为如何以及何时影响员工的主动行为。研究结果发现:领导建言寻求通过增强员工的积极情感体验并减少消极情感来驱动员工实施主动行为;员工调节焦点调节了领导建言寻求通过积极情感间接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中介效应。即相比于低调节焦点,当员工调节焦点较高时,领导建言寻求对员工积极情感的正向作用及其对主动行为的间接作用都会更强,且员工调节焦点同样调节领导建言寻求通过消极情感间接影响员工主动行为的中介效应;相比于高调节焦点,当员工调节焦点较低时,领导建言寻求对员工消极情感的负向作用及其对主动行为的间接作用都会更弱。

“多言少行”的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公司碳排放吗?

以制造业和重污染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公司“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公司碳排放增加;相比于“少言少行”和“少言多行”,多“言”的数字化转型有更明显的增加作用;相比于其他过程,“多言少行”对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作用受到“言”增多和“行”减少的共同影响,提高政府补助、降低融资约束、管理层短视上升在其中起到了机制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主义和潜在风险,为监管部门规范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对言的元语表达式“一……一”

基于对话的“对言语法”以对言格式为语言组织结构的主干。对言语法和对言格式消解主语和谓语的异质对立,视二者为对等项。对言格式是“平行对”和“链接对”的纵横交织,以“二元倚变”和“二元共享”为逻辑要素。本文有两个相关联的重点:一是建议把“一……一”式以及延伸的“一……一……一”式当作对言的“元语”表达式,理由是它不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且象征二项呼应互文的对等性,便于对言格式的符号化、数字化;二是通过“一……一”式和英语“one……the other”式的比较,说明“一种语言一种思维习惯”。

周必大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

南宋名臣周必大积极入世,官至丞相,其针对南宋国家存在的问题提出诸多建言对策。在人才问题上,他提倡不拘资序,平时做好人才储备,有需要时适才而用;在制度问题上,周必大针对科举发解试中的积弊和档案管理中的漏洞提出了改进建议和措施;周必大主张官员推行久任制度,同时革除荐举之弊;在国防问题上,周必大针对四川马政和两淮民兵提出了改进建议;在社会治理方面,周必大提出了疏与堵结合的对策,既要加强防范又要缓和矛盾。他对南宋国家治理的建言对策多能切中时弊。

职业韧性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护士建言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护士建言行为的关系,以及职业韧性的中介作用。方法便利抽取河南省7所三甲医院的328名护士,采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量表、职业韧性量表和建言行为量表进行调查。采用AMOS26.0软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结果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职业韧性、建言行为总分分别为68.70±6.26、94.16±8.80、33.65±8.35。职业韧性在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护士建言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54.5%。结论护士建言行为、职业韧性及医院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均处于中等水平;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直接促进或通过职业韧性间接影响护士的建言行为。医院应采取发展型人力资源管理策略,提升护士的职业韧性,从而提高其建言行为。

护士调节焦点对护士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

目的 了解护士调节焦点与护士建言行为的现状,探讨护士调节焦点对护士建言行为的影响,为管理者制订干预措施提供参考。方法 2023年6~8月,便利抽样对西安市2所三甲医院的925名护士,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护士调节焦点量表、护士建言行为量表开展问卷调查,并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探究护士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 护士调节焦点总分(48.36±6.24)分;护士建言行为总分(36.64±4.38)分。促进型焦点与护士建言行为呈正相关性(r=0.842,P<0.05);防御型焦点与护士建言行为呈负相关性(r=-0.788,P<0.05)。促进型焦点、防御型焦点、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是影响护士建言行为的主要因素(P均<0.05)。结论 护士调节焦点处于较高水平;护士建言行为处于中等水平。护理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变护士调节焦点的倾向性促进护士积极为组织建言。

技术经纪人谏言对创业者创业警觉的影响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多案例研究

技术经纪人日益成为科研成果转化服务领域的主力军,但目前对于技术经纪人促进早期科创项目孵化的研究较少。基于议题营销理论和创业警觉理论,运用扎根理论多案例研究法,深入探究技术经纪人谏言对创业者创业警觉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技术经纪人谏言通过议题感知策略、议题选择策略和议题提出策略促进创业者创业警觉;(2)技术经纪人情绪体验(积极和消极)在技术经纪人谏言与创业者创业警觉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技术经纪人知识基础在技术经纪人谏言与技术经纪人情绪体验之间发挥调节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技术经纪人现有研究,对于进一步选择技术经纪人培训策略、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具有积极指导意义。

护理管理人员包容型领导对科室护士建言行为与创新行为的影响

目的探讨护理管理人员包容型领导对科室护士建言行为及创新行为的影响,并检验建言行为的中介作用。方法于2021年12月—2022年3月抽取2所三级甲等公立医院568名外科护士进行调查,采用包容型领导量表(Inclusive Leadership Scale,ILS)、创新行为量表(Nurse Innovation Behavior Scale,NIBS)和建言行为量表(Advisory Behavior Scale,ABS)对其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通过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外科护士包容型领导平均得分35.49±3.68分,创新行为及建言行为平均得分分别为32.53±3.57分和26.28±4.37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包容型领导与外科护士创新行为呈正相关(r=0.515,P<0.05),包容型领导与外科护士建言行为呈正相关(r=0.607,P<0.05),建言行为和创新行为呈正相关(r=0.717,P<0.05)。建言行为在包容型领导和创新行为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比为34.552%。结论包容型领导与外科护士创新行为及建言行为呈正相关,包容型领导可激发外科护士创新行为及建言行为,建议护理管理人员采取包容型领导的工作方法,以提高外科护理人员的建言行为及创新行为水平。

心理授权在悖论式领导与护士建言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

目的调查护士长悖论式领导的现状,分析护士心理授权在悖论式领导与建言行为间的作用。方法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悖论式领导行为量表、心理授权量表和建言行为量表,对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530名护士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和中介效应。结果悖论式领导得分为(3.61±0.79)分,心理授权得分为(2.84±1.06)分,建言行为得分为(3.46±0.83)分。悖论式领导与护士建言行为、心理授权(r=0.629,P<0.01;r=0.731,P<0.01)呈正相关。心理授权与建言行为之间呈正相关(r=0.688,P<0.01)。悖论式领导对护士心理授权(β=0.736,P<0.01)和建言行为(β=0.625,P<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心理授权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502,P<0.01)。结论护理管理者应加强悖论式领导,促进护士的心理授权,从而有效提升护士的建言行为。

内审建言——组织内部一种特殊的“声音”

建言作为组织内部一种不可忽视的声音,对于个人、团队和组织而言都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文章梳理了建言的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外研究多聚焦于角色外建言,即建言行为是组织成员本职工作之外的,以改进工作或组织现状为目的,向组织主动提出建设性意见的角色外的人际沟通行为;对于内审建言,一种角色内建言,研究甚少。内部审计作为组织的治理工具,其建言对于组织治理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文章从内部审计的定义出发,分析内部审计的发展,聚焦内部审计职能定位,进一步界定内部审计建言的特点及类型,为内部审计建言的研究提供借鉴。

员工先前建言行为影响后续建言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

基于自我调节理论和认知-情感双系统理论,依据情境实验和问卷调查数据,考量在员工先前建言基础上产生后续建言的过程机制。结果显示:员工感知组织的高参与人力资源实践(HI-HRP)水平越高,其先前建言会诱发越高的建言效能感和情感承诺,促进后续建言行为。当员工感知组织的HI-HRP水平较低时,降低建言效能感,抑制后续建言行为。鉴于此,需进一步增强员工建言行为全过程引导的针对性,着力打造高强度参与导向型人力资源实践体系,提升员工建言积极体验。

“小说理论”共同体中的“小说家言”

我对小说理论的坚信和怀疑,是从自己写作小说开始的。在读了《巴黎评论·作家访谈》之后,我的这种感觉再次萌生。深感不安的是,我曾经长期做文学批评,写过若干作家作品论,现在突然发觉自己很难评论小说。身份的短暂转换虽然没有让我丢失那些熟悉的批评话语,但落笔困难。这很让期待我写评论的小说家朋友们失望。我寻思过,写小说和读小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写小说时,忘记了那些批评话语;修改小说时,小说理论并非毫无作用,但写作者只能贴着小说修改,而不是落实理论的种种条款。

领导风格与员工建言行为关系的元分析

领导风格与员工建言行为关系的元分析结果表明:领导风格是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关键变量,不同变量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包容型领导、变革型领导和服务型领导对集体主义倾向的员工的建言行为影响力更高;包容型领导、服务型领导和威权型领导的测量方式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建言行为测量工具仅在伦理型领导与员工建言行为的关系中发挥调节作用;谦逊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在自评情境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提升贡献力更大,领导—成员交换在自评情境下的影响效应也更为显著;包容型领导、谦逊型领导、真实型领导在多时点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显著低于单时点,领导—成员交换在单时点下对员工建言行为的调节效应更为显著。

化民善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官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

太祖圣谕六言是明代王朝国家推行教化、整合地方的一种国家与社会治理工具,在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则成为一种“国家在场”与国家意志表达的象征符号。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六言宣讲演绎实践是当时徽州社会化民善俗与县域治理实践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作为王朝国家在地治理重要代表的晚明徽州地方官致力于通过圣谕宣讲演绎这一教化环节,将王朝国家的意志和治理理念直接下沉、灌输至治下乡绅、宗族等代理人及普通民众,以实现将所辖之区打造成为善治之域的目的。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主要体现为一批深受儒家思想理念熏陶的实践主体,紧密结合其所处时代特点与徽州府县地域实情,对圣谕文本进行灵活发挥以为己所用的过程。晚明徽州地方官的圣谕宣讲演绎实践呈现出居高临下、软硬兼施、家长式口吻、说教味重以及俗化、接地气等特点。

组织文化认同对铁路工程企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研究

为激发铁路工程企业员工建言行为的发生,研究以组织文化认同为切入点,在文献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引入情感投入和感知组织支持作为组织文化认同和建言行为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探究组织文化认同对铁路工程企业员工建言行为影响机理。使用组织文化认同和建言行为等成熟量表,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Mplus8.0和SPSS27.0等分析软件对收集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相关性分析;在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将建立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运用Mplus8.0进行路径假设检验;运用fsQCA3.0进行前因变量对建言行为模糊定性比较分析。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组织文化认同显著正向影响情感投入;情感投入正向影响建言行为;即情感投入在组织文化认同和建言行为影响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组织文化认同显著正向影响建言行为;感知组织支持显著正向调节情感投入对建言行为的影响。fsQCA分析结果表明,有5种组态可以发生建言行为,其中组织文化认同3个维度为核心存在条件,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相符合。以上结果丰富了建言行为边界机制和作用条件,基于“想做”和“能做”二元视角,揭示了组织工作氛围中,组织文化认同对员工产生“想建言”的心理动机产生重要影响,感知组织支持(“能建言”)正向促进了员工将建言的动机转化为实际的建言行为,为铁路工程企业管理者在实践中提供建议和启示。

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于其建言行为的影响:解释水平理论视角

基于解释水平理论,通过对503份三时点领导员工上下级配对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员工的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如何通过提高员工解释水平从而促进其建言行为,并进一步验证了任务多样性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对于员工建言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解释水平在企业社会责任感知与建言行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任务多样性正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感知通过解释水平积极影响员工建言行为的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