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学中公私范畴的内涵与特征——以章学诚“言公”论为中心

公与私的问题,在思想史研究中已经得到深入的讨论,而在文学史研究中还有待展开,清人章学诚'言公'论可以作为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开端。以章学诚'言公'论作为中心,中国古典诗学的公与私的问题,可从所有权、独创性和作者问题三方面展开论述。所有权观念的形成及其回应,独创性的追求与自得的诗学,以及作者的权威与诗歌的共同体,这三方面的讨论表明中国古典诗学的私有化的基本倾向,以及公与私之间寻求平衡的特征。

“有裨风教”与“舒其愤懑”的双重考量——章学诚修改《文史通义·言公》初稿考论

《言公》是《文史通义》中重要的文章,是章学诚批判乾嘉学风的代表作,存在着不同的版本。将《湖海文传》本《言公》与通行本比勘,文字差异颇大。考察这种差异,可知章学诚晚年对其进行了补写改订,一方面保留了手稿批判不良学风,倡导言公传统的主旨;另一方面则与其自身遭遇有关,有借以回应"盗卖"《史籍考》舆论风波的意图,体现出"有裨风教"与"舒其愤懑"的双重考虑。这对了解《文史通义》篇章的内容变化及其与章氏晚年境遇之间的关系颇有助益。

论“文德”思想从文学到新闻学的渗透

“文德”一词始见于儒家经典,在整个封建时期,“文德”由先秦“君王之道”的单一概念扩展为将宏阔“大道”与个人生命体验相结合、将人之德与文之德相结合、将世相与殊相汇入文本的“文章之道”,是结合社会公义、生命体验、作者素养、文本价值的多维意义体。近代报人们将文德引入新闻伦理,并上升至民主制度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文德”作为社会主义新闻伦理的一部分,历经互联网时代、智能时代,成为职业新闻人坚守的原则,也将更深远地融入“去中心化”的民主生活。

戰國楚竹書早期儒、道“治世”學説的相互關係

戰國楚竹書爲研究先秦學術思想史提供了豐富材料。相對諸子學派發展的"歷時"性而言,埋藏時段集中於公元前300年前後的戰國楚竹書,則使我們得以看到當時多種思想交融、多元共生之學術面貌。將楚竹書道家文獻與傳世儒家文獻有關宇宙生成的篇章合觀,可見儒、道家叙述宇宙生成模式的目的均在於爲各家主張的"治世"理想提供依據。通過楚竹書儒、道文獻,我們得窺早期諸子學説在同一政治目標下,通過相近或共同的"治世"言説"母題",同根互濟,旨趣貫通,但又藉别家理論以張揚己説,"言公"與"私意"互攝的複雜面貌。由此看來,漢人"六家""九流十派"的學派判定是有着深刻的歷史淵源與學術背景的。

“重文”分析法评析

先秦、秦汉古书中间多有"重文",学者们或利用"重文"进行校勘、训诂的分析工作,或利用"重文"分析文献篇章的先后关系,进而辨伪、讨论学派等。郎瑛的"秦汉书多同"较早讨论了这一问题,后来章学诚提出了著名的"言公"之说。他们的结论应该是我们对待古书"重文"的基本态度。我们可以利用"重文"进行校勘、训诂,但是超出了校勘、训诂而进行分析年代、辨伪等的工作是不合适的,里面存在错误的预设和不适当的前提,所谓"重文"分析的通则也是有疑问的。由出土文献看,应该更多地运用"同出一源说"对待古书中的"重文"现象。

新出文献战国文本的差异叙述

依新出文献所记史事角度,不同种类的新出文献对于同一叙事主题(人物、事件)均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叙述差异情况。叙述差异的产生与战国时期文本编纂、流传的情境息息相关。"史"、"语"、"子"等取材于"世"、"书"等成书较早、材料较原始的文献,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构成了战国文本丰富形态之一隅。不同文本的差异叙述,发展了"言公"与"私意"的论断。"言公"在于共同文化背景、共同目标的相同,而差异叙述的目的则在于发扬"私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