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言官承旨弹劾现象分析——以正统至天顺时期为中心

明代言官承旨弹劾现象主要集中于正统至天顺年间。明代弹劾例由言官行耳目之职,自主监察发起,呈禀皇帝裁决,形成一套完备的监察体系。然行至正统年间,却出现了皇帝参与监察过程前段的现象,即下旨命言官弹劾具体事宜,以求达到惩处结果在程序上的正当性。通过分析相关现象并探讨其演变,皇帝除作为决策者参与监察外,还以允肯者与发起者的角色游刃其间。此现象形成于皇权平稳运行的迫切需求,发展于皇权集中的政治需求,最终消逝于制度土壤的缺乏。可以发现明代言官制度在特定时期于皇权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原因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蜕变,究其由,一是言官制度的崩坏;二是言官信仰发生动摇;三是专制皇权的摧抑打击。其中皇权的摧抑对言官蜕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宋太祖“不诛大臣、言官”誓约考论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曹勋自金朝的燕山府(今北京)回到宋朝的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向宋高宗传达的宋徽宗宣谕云:"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他在随后所上《进前十事札子》和绍兴十四年编次的《北狩见闻录》中,又重申了这一宣谕。可见"不诛大臣、言官"的宋太祖誓约,应该确有其事。有宋一朝,"不诛大臣、言官"作为一条祖宗家法,已经得到宋朝君臣的公认。事实上,除特殊时期诛杀过少数几位大臣之外,基本上没有诛杀大臣、言官。宋太祖之所以订立"不诛大臣、言官"这一誓约,以及宋朝君臣谨奉之为祖宗家法,是最高统治者接受前代历史教训,为了巩固政权,采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策的必然结果。宋太祖誓约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当今也有借鉴意义。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明万历中后期,以言官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批判明神宗的风潮。其根本缘由,首先是神宗君德严重缺失,其次在于言官勇于以道事君。在深层次上,这种批判也是该时期政局危殆、皇权变异并衰落以及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等社会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批判并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但它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先导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个言官的尴尬——赵炳麟的铁路筹建思想与实践

赵炳麟是晚清政坛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言官。他对中国近代铁路建设的思考富有积极意义,对广西铁路建设满怀热情,希望清政府能够严责广西地方当局加快筹建进程。然而,当他被清廷中枢抛到铁路筹建的前沿舞台后却屡萌退志,深感自己筹建能力的缺失。这些反映了他作为言官的尴尬处境。走向末路的清政府因无法遏制朝中腐朽势力的侵蚀而用其所短、弃其所长,正是它覆亡前的征兆。

明朝言官制度的历史镜鉴

明代言官在儒家思想新形态的"程朱理学"的影响下,接受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重视名节甚于生命,因此成为儒家纲常的坚强卫道士,为此不惜与皇帝产生剧烈冲突,虽杀身亦不少屈。

论明朝中后期言官的蜕变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严重蜕变,其表征主要有四:一,察劾失实,渎职敷衍;二,趋炎附势,明哲保身;三,贪污腐败,枉法残民;四,身陷门户,党同伐异。言官的蜕变对明中后期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对明朝的衰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论明代言官作用的嬗变

本文探讨了言官在明代开创期、腐化期、调整期和衰弊期所起的不尽相同的积极作用;分析了皇权、社会风气、言官个人品行等因素对言官作用发挥的影响和制约。认为在整体上,明前期的言官发挥了较好的作用,至明中后期则作用日微,最终难以挽救明朝的灭亡。

光绪朝前十年间言官披露的吏治问题

晚清吏治腐败。1875至1884年的10年间,曾出现过一个言官清议的高潮。当时言官奏折中披露的吏治问题,主要涉及捐纳、保举、科举、冗员、书吏、讼案、属员、调员、弄权等。捐纳、保举、科举都关系到"官"的任用,冗员也是这三者带来的一个官场病。书吏、讼案反映出"吏"的违法行为。属员、调员、弄权反映出"官"的腐败劣迹。

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述论

明代言官与阁臣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和谐到恶化的过程。明前期,言官与阁臣素质较高,双方立公为国,和衷共济。嘉靖时期是二者关系的转折点,言官群体在与阁臣的对抗中,其制衡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隆庆以后,门户日重,言官趋附阁臣,成为权力角逐的先锋。张居正去世后,言路势张,压制阁臣,言路与执政相水火,争斗不已,迄于明亡,晚明时期言官的制衡作用已走向反面。言官和阁臣都是明代皇权强化的产物,二者关系的演变,反映了明代政治逐步浊化的过程,揭示了专制体制下士大夫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明代言官进谏的流变

明朝建立了完善的监察制度与组织机构,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言官群体。明代言官的弹劾进谏空前激烈,对于宦官权臣的奸佞妄为和皇帝有违祖制道统的行为,众多言官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集体跪谏、持续极谏,甚至以批评皇帝为荣,有的还因此得到“清流”的美名。

“亡国之臣”:崇祯朝言官述论

崇祯朝,在明末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影响下,言官严重腐化蜕变,对明朝灭亡产生了推波助澜的恶劣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最终成为亡国之臣。

明代言官的群体特征

明代言官为给事中和御史的合称,是明代官僚集团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具有如下特征:一,人员众多,冠居历朝;二,选任精粹,进士为重;三,秩低权重,势凌三司;四,升迁迅捷,赏赐丰厚;五,分布广泛,东南为盛。明代言官的这些群体特征是与明代极端强化的皇权相适应的,体现了皇权控制下的分权制衡原则。

明代言官的职业风险与保障机制

明代言官以言为职,在履职时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是皇帝的威胁和摧抑,二是周边各种势力的打击报复。为保证言官尽职,明代确立了一些激励和保障机制,包括鼓励直言、慎选言官、畀以重权、给予重赏等六个方面。这些保障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言官不畏风险,恪尽职守,在明中期以前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由于专制体制下皇权决定一切,而明代皇帝素质又普遍低下,言官保障机制不断被破坏,言官的职业风险更为突出,从而促使言官群体在晚明时期不断分化蜕变,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士大夫的悲剧命运。

明代言官勇谏原因考析

明代勇于直谏的言官群体直谏勇气来源有三:一是儒家政治传统的浸润和历代直谏楷模的鼓励;二是明代言官制度的保障;三是明太祖提倡直言的影响。三者之中,制度上的保障起着关键作用。明代言官勇于直谏的可贵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身上的一种折射,值得肯定和发扬。

论明代言官维护皇权的政治功能——以嘉靖、隆庆、万历朝为中心

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面临皇帝怠政腐朽、宦官为祸隐患犹存以及权臣专擅等局面,一些忠正言官奋不顾身,规谏君德,抑制宦官和权臣,力尽所能维护日渐衰微的皇权,以延续明朝的统治。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言官的爱国热忱、舍生忘死的责任感以及顽强刚正的品格,却是值得赞许的。

从“清洁剂”到“腐蚀剂”——明中后期言官澄清吏治的功能及其蜕变

作为明代官僚集团中司职监察的一个群体,明中后期部分言官在艰难的环境中仍扮演了明朝政体“清洁剂”的角色,在澄清吏治方面有所作为。然而,由于世风日下,明中后期大部分言官都腐败堕落,其蜕变的种种劣迹,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言官由澄清吏治的“清洁剂”变成败坏吏治的“腐蚀剂”,这种群体的堕落对明中后期社会影响甚巨。

论言官对明中后期吏治的影响

明中后期,吏治日趋败坏,一部分忠正言官恪尽职守,举廉黜贪,不避权贵,展现岀言官过硬的素质和可贵的风范,对政风有一定积极影响,然而,言官群体的败坏却是明中后期的主流,使本已败坏的吏治更加浊腐不堪,加速了明朝的衰亡。

明代言官反腐沉浮警示

明代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以执掌言路、司职监察为职责，是明代反腐监察的主要力量。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明代赋予言官广泛而重要的职权，诸如规谏皇帝、弹劾百官、按察地方等。大凡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衙门、从皇帝到百官、从国家大事到社会生活，都在言官的监察和言事范围之内，使明代的历史深深地打上了言官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