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庸武侠小说的言志与缘情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典文艺本质的双重规定,金庸武侠小说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借武侠刻画人生,以人性人情融合凸显作品生命意识,处处折射出中国古典文学言志与缘情的哲理思想,从而使他的武侠小说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内涵与底蕴。

中国古代文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言志”与“缘情”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两个术语,是对诗歌基本性能与特点的两种概括。“言志”说与“缘情”说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强调文学功能的意义,而后者却强调文学本质的意义,两者体现于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同等重要,密不可分。一种传统理论认为二者是对立的,这种观点重视“言志”而忽视“缘情”,认为“言志”才是诗歌的主流。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史来看,优秀的诗歌作品无法离开“缘情”而单纯地“言志”。通过分析杜甫的诗歌创作,来探讨“言志”与“缘情”的同一性。

情感转向讨论小辑(续)以诗抒情,以爱疏心

诗何为?荷尔德林提出的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有过不少论述,但众说纷绘,莫衷一是。中国古人有言志缘情、兴观群怨、诗酒文饭等精彩说法,西方有柏拉图神灵说、瓦雷里舞蹈论、海德格尔还乡说等妙论。从本质上看,诗歌不是知识和理论的探求,而是才情和妙悟的体现。

汉赋艺术论

汉赋的本质对于我国的各体文学作品,历来都是采取两分法,把它们分属于诗和文,只是诗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汉魏时期,艺、文并举,当时人们以经与子为艺,诗赋为文。这“艺”相当于后来说的文,“文”相当于后来说的诗。六朝时期,文。

“妙在愈小而大”说初探——中国古代文艺美学命题研究之一

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主张言志缘情,艺术创作重神似,不重形似,追求意象、诗味和意境的创造,讲“超以象外”、“言语道断”、“诗无达诂”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重“味外主旨”、“弦外之音”与“韵外之致”。总之,要求文艺创作要意蕴含蓄,要以少总多、小中见大,要凭借凝炼的形式反映深远厚重的内容,以显示出一种深邃美。这些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一个鲜明特色。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提出“妙在愈小而大”的美学命题作为对古代绝句诗的审美要求。抽掉其特殊性,作为一个带普遍性的美学命题,它可以说是对上面这个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特色的高度概括。结合中国古典美学的特性,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和渊源进行一些剖析,以使其理论化和系统化,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艺美学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传统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指从公元前11世纪,即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最早的诗篇出现起,直至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古代(含近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学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传统,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风”、“骚”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传统;二、“诗言志”、“诗缘情”与重表现、重抒情的传统;三、文学形象创造的“形神兼备”传统;四、文学形式的多样性传统;五、文学风格的丰富性传统。认真研究和梳理传统文学的艺术传统,并加以扬弃,无疑有益于当今的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

零度叙事,不动声色的残忍——基于三一律的《石壕吏》解读

“言志缘情”是中国传统叙事诗“缘事而发”的伟大传统,但叙事诗绝不是严格的“诗史”,而是诗歌叙事范本。从叙述学理论看,《石壕吏》并不是“微言大义”或“秉笔直书”,而是以叙事技巧的剪裁与虚构,呈现出一种“不动声色的残忍”,构成一种博大均衡、简约深邃的中国“零度叙事”美学。

诗经“变风”中“以礼止情”的统一——以《齐风·南山》为例

文章将以"礼崩乐坏"为社会背景,试从盛衰之礼、美刺之诗、言志与缘情三个维度界定"变风",并以《齐风·南山》为例,浅析在《诗经》中以"变风"的形式达到"以情止礼"的统一。

从诗画融合的历史发展看中国画创作

诗画融合是我们民族绘画的特有形式,它以情为本,诗情画意,赋予中国绘画独有的艺术风貌。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上,诗与画相互影响、渗透、吸收、融合,既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内容,又开辟了中国画新的表现形式,为中国画的民族特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两种艺术形式殊途同归,渲泻情感,表现自我,使诗涵蓄着画的情致,画蕴蓄着诗的精神,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特有现象,为中国百姓所接受。中国画中的诗画融合表现为两个内容:一为诗境入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