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林语堂散文“言志论”比较

周作人与林语堂是现代散文"言志论"的两大主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都致力于个人言志探源,力图为现代散文寻求历史依据。尽管同为提倡散文的个人言志,周作人与林语堂对于散文"言志论"的理解和建构还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周作人主要侧重于言志之"道",以"道"明"志";而林语堂除了提倡自我的言志外,还进一步强调了个人言志之"术",并以此探索现代散文文体风格的变革。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借助原始文献,运用实证方法辨析周作人散文言志论的意蕴和审美品格。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因此周作人的"言志"是指自我的独善。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散文言志论辨析

周作人的散文言志论提出以来,受到了多方的责难。周作人的"言志"不仅是言个人之志,更为重要的是借个人言志寄寓自己的文学、文化理想,主要是追求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反对文学的功利色彩。当然,周作人的"言志"说已不同于"五四"时期健全的文学个性论,而是一种消极的个人主义文学观。

现代散文言志论中传统资源的再认识

受潜在个体价值观念影响,中国古代文论中聚集了丰富的抒情言志的理论资源,并作为重要一极,参与了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建设,从文学的非功利性主张、自然本真的审美诉求、自主自由的文体理念、闲适雅致格调的追求四个方面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散文理论批评的现代性进程。但受传统群体价值观的影响及时代精神的感召,现代散文家对传统抒情言志理论的接受有其限度和相对性,呈现出复杂的言说态势。

“诗言志”字源学研究辨证

近百年来,众多学者运用字源学对“诗言志”这个重要命题进行了阐发。各家所论大都带有明显的实证色彩,但此项研究却从总体上陷于“出之以实,得之反虚”的境地,凸显出“诗言志”字源学研究模式本身存在的局限与不足。许多研究对字形的辨析不够精确,对字义的解说比较主观,违背了古文字考释的一些基本原则:说形声如会意,不符合文字的构形规律;误用声训、递训等训诂学方法;缺乏古文字历史演变的动态眼光。从汉字阐释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看图释字”、观念先行、以论代史等问题,没有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度量。概言之,通过古文字的本形本义演绎出某种理论构想,超出了字源学方法所能负载的限度。近几十年以来,这种“以字源学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的模式甚为盛行。对“诗言志”字源学研究的反思,或许能为当下流行的汉字阐释提供些许启示。

文化认同视域下海外华人学者对诗言志的现代阐释

诗言志作为生成于先秦时期的文论观念,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同时也广泛引起了海外汉学界的讨论。其中,身处海外的华人学者通过多种西方理论方法对诗言志进行再阐释,揭示了诗言志的和谐美感价值。他们的阐释是对母体文化的寻根,是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上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同时,通过在西方世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诗言志所体现的和谐艺术精神弥补了西方文化思维中自我追索非我世界知识的缺漏,为人类文化共同价值提供中国智慧,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

邓恩铭以诗言志

这是一个先驱者的故事。当年,16岁的邓恩铭走出大山求学时立下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20岁的邓恩铭参加党的一大时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还是一位在校的中学生;30岁的邓恩铭英勇就义时留下近10首诗词,它们都是言志之作,豪情万丈,壮怀激烈。

托物言志视角下的文士情怀对比--以《爱莲说》《饮酒(其五)》联读为例

周敦颐的《爱莲说》将莲、菊、牡丹三类进行对比,最后以莲自况,表达自己秉持本心、洁身自爱、不受尘世污染的君子品德。陶渊明则尤爱菊花,其千古名篇《饮酒(其五)》彰显了采菊赏景的静穆境界,让菊成了陶渊明专属的文化符号。本篇试从托物言志的视角出发,展开《爱莲说》《饮酒(其五)》联读对比,引导学生感悟两位作者同处污世中的文士情怀。

从“行夏之时”“曾皙言志” 看传播学的哲学内涵

本文从“行夏之时”和“曾皙言志”两个概念出发,探讨传播学的哲学内涵。“行夏之时”强调了传播应顺应自然规律,追求真实、自然和本源,要求传播者回归到人类传播的最初形态,探究自然、本真的传播方式。而“曾皙言志”则启示传播者应该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和沟通,尊重受众的意愿和需求,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传播。这些理念对于当今的传播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传播的本质和意义。

“托物言志”视域下中学生写作教学的探索

语文要素是语文素养发展的目标要素,包括语文知识、语文能力、学习策略等。部编版教材采用双线组元的方式,将人文要素和语言要素结合在一起,旨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教师可以基于“托物言志”视域设计一系列的读写综合活动,让学生掌握写作技巧,感悟人生哲理,进而提升其思想境界。

“诗言志”与中国文学传统——兼对抒情传统论的反思

中国文学传统研究的问题意识并非空洞的存在,而是建基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一种中国问题意识,由此反观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有必要对其作出认真的清理与反思。作为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诗言志”对于理解中国文学传统具有起源性的重要意义,就此而言,陈世骧等人上绍孔子,以“诗言志”传统为其学说提供依据,亦可谓沿波讨源。但考察陈世骧等人的抒情传统论,这种抒情传统论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其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作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此种解读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以其观点为基本规约形成的“诗言志”及其中国文学传统中,作为“正统”之外的某种“异端”,都不能构成相互的理论支持,相反形成了一种来自“正统”与“异端”的质疑与反颠覆关系。这在造成理论阐释的错位与误读的同时,也构成了对其自身理论的瓦解。走出这种理论困境,需要从对西方理论话语的简单套用回到真正的中国问题上来,也就是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并对之作出我们自己的理论阐释。

言志传统与孔门言志文献的生成

“诗言志”开创了“言志”传统,“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颇为盛行,人们往往借助诗篇来委婉表达心中的情意。赋诗言志在春秋晚期开始衰歇,一种新的言志样式开始出现。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将“赋诗”变成“言诗”,一方面改造“赋诗言志”,将“言志”从“赋诗”中解构出来。孔门言志虽然沿承“赋诗言志”传统,但它改变了赋诗来言志的做法,而是直接陈述心中的志向。孔门言志文献在形态上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实录型,文本较简短;二是编纂型,其文本较复杂。大抵而论,前者多为实录,后者则经过加工,是出于有意的编纂。通过这些文献,不仅可以了解“赋诗言志”传统的裂变与转向,而且这些文献本身也揭示了孔门的个体修养目标与社会理想,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孔门言志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论语》文本生成的若干信息。

中国诗歌言志永歌传统述略

中华诗国,礼仪之邦。永歌言志,日富月昌。八音克谐,四海乃同。正变升降,万古玄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学著作《尚书·尧典》载有舜帝命夔典乐的四句话。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句话为中国诗歌言志、永歌确立义界,树立典型。

李白诗作《春日醉起言志》在德语地区的传播与译介

李白作为唐代杰出诗人,其诗歌在德语地区受到了广泛关注,五言绝句《春日醉起言志》将诗人飘逸洒脱之诗仙风范表现得淋漓尽致,对该诗在德语地区现有的十个译本建立的语料库进行分析后,可依照德语译者的翻译和创作风格将其划分为三类:直译、意译和改编。结合译者所处时代背景与亲身经历,可以得出各版本之间创作的差异性与延展性,及此现象产生的原因。由此梳理李白诗歌在德语地区的传播,体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论初中散文教学--以托物言志类散文《紫藤萝瀑布》为例

散文是初中阶段学生阅读的主要文体,开展相关教学活动,能培养学生优秀的阅读理解能力,促进其审美素养发展。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散文篇目占比较多,可见散文教学的重要性。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围绕《紫藤萝瀑布》一课教学,深入研究托物言志类散文的特点,从四个方面探讨托物言志类散文的教学策略。

先秦“诗言志”再阐释

“诗言志”的萌芽与发展和礼乐文明息息相关。西周时期是礼乐文化高度发展的阶段,“诗言志”思想贯穿于周王室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春秋时,诗教发展起来,《诗》成为儒家教育的核心,“诗言志”的内涵得到扩展。至战国,荀子明确提出了“诗言志”理论,将“情”与“志”并提,为之后“言志”向“缘情”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闲写青山卖”与“不使造业钱”:唐寅以画治生的意义言说及其后世接受——以《言志》诗为中心

《言志》诗是唐寅影响甚广的作品,也是其关于以画治生意义的典型言说。此诗在后世文人的言说中反复出现,虽态度不一,但基本与以画治生的相关问题紧密相关,或以其诗句指代以画为生的治生路径,或借此对以画治生的意义予以申说。对于唐寅此诗的不断接受和回应,彰显了后世文士的心理需求,唐寅此诗作为一种历史言说资源,进入了后人对以画治生合理性的塑造之中;同时,此诗被广泛接受也反映了文士价值观念的转移,选取适当方式维持生计、自食其力逐渐成为合乎文士立身之道的生存常态。将此诗置于文士治生文化史的视域中,或有助于发现文本之下的深层意义,发掘出言说症候式辐射背后文士以画治生及生存状态的历史风气之转移。

“言志”之辨与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转向——以朱自清《诗言志辨》为中心

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是一部古典诗学的研究著作。但通过考察全书的写作背景与文学史语境可以发现,朱自清对“言志”“抒情”“缘情”等概念的梳理既关切古典诗学,又别有深意,与现代诗学呈现出紧密的对话关系。朱自清通过反驳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论,确证了“言志”有关政教、“情志合一”的诗学内涵,并且试图召唤“言志”诗学的现代性意义。同时,在1940年代现代诗学的语境中,“言志”“载道”等古典诗学话语的重新激活并非个案。朱自清的“言志”之辨不仅反映了其调适个人诗学乃至人生观的独特方式——看似回返古典,实则朝向现实,也是整个1940年代现代诗学转向的重要见证。

从“精神分析学说”看“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发生动机

中国诗学理论中的“诗言志”理论,打开了中国文学体系建构的话域;而“诗缘情”理论,则厘清了文学表意性研究的内在肌理.西方分析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说”的理论解读文学密码.回顾中国诗学理论,基于对“诗言志”“诗缘情”理论的正确解读之上,“精神层次”学说可对以“诗言志”的“言”之动机加以诠释;“诗言志”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产物,“诗言志”的含义也可在意识性与非意识性上进行解读.在“缘情”之时,其实也无外乎是在“防御机制”的理论的映射下发挥作用.“诗缘情”的发生被看作是防御机制下的投射行为.“情”通常借“诗”为载体,“缘情”不过是追根溯源而已.

词以言志与苏轼豪放词风的成型

宋初词主要书写女性艳情、男女恋情、友朋离情、宴饮乐情,其中也时有人生感悟、胸襟抱负的展现。柳永、欧阳修等词人就写抒怀词了,苏轼对柳欧抒怀词进行了拓展,以士大夫之身份和关涉政治的抱负入词,文人情怀被升华为士大夫志气,诗之言志功能被引入词中。苏轼关涉战争的抒怀言志词《江神子·猎词》对花间词、范仲淹词等具刚猛男儿特色的边塞战争题材,进行去“悲”存“壮”的处理,变悲抑为豪劲,突破了柳永的婉艳词风,标志着其豪放词风的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