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贯通言志说与缘情说的辩证倾向

“诗言志”说和“诗缘情”说，是中国诗学体系中两大涉及诗歌艺术本质的著名命题，这无疑也是唐诗学理论体系中应有的重要部分。从孔颖达和李善等人的言论中，可见唐代确实存在着一种贯通言志说与缘情说的辩证倾向，它典型地反映在唐诗创作中。而时代风采的显现张扬、盛唐风骨的生成发展、刚柔兼胜的风格特征，则是唐诗贯通言志说与缘情说辩证倾向的三大突出表现。

浅论诗言志说——以《诗经·周南·关雎》为例

"诗言志"即言心灵世界,心即诗,所谓"文由心生"。钟嵘类"诗言志"即"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总体来说"诗言志"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理性论,重政治教化,以道解文;另一派是感性论,重审美与情感。以诗论诗,单纯的从本体来读《关雎》似乎更符合诗意。

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言志说

古代文学理论中的言志说檀小舒“言志说”发端于先秦时代。在中国古代经典《尚书．舜典》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明确提出了“诗言志”的主张。这个被朱自清称作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开山纲领”的论说与先秦儒家学说完全合拍。孔子曰：“...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抒情言志说”与“情感表现说”同异论

将创作主体的情感对象化、客观化，使之具有普遍有效性，是中国诗学抒情言志说与西方诗学情感表现说的根本契合点，在推重情感，突出创作主体的能力及禀赋方面两者也有共同点，体现了中西所共有的美学及诗学规律。但从中西比较诗学的目标模式及纯粹诗学立场看，两者又迥异：抒情言志说讲究情感的审美形式化，较全面地概括了创作活动全程；而情感表现说则主张情感的意象化，否定了艺术传达，割裂了创作的完整性。应对抒情言志说作现代阐发。

感物言志说的再诠释

传统的对“感物言志说”的诠释只满足于揭示其中的唯物主义因素,满足于描述现象,而忘记了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在“感物”之后必“言志”,为什么又在“言志”时必然要诉诸歌与诗?揭示“感物言志说”中所包含的“物→心→诗”的这一活生生的过程的同时,对“感物言志说”进行一番全新的诠释是必要的。

“诗言志”说的阐释学意义

中国阐释学思想源远流长，具有西方阐释学所不可替代的独特魅力。“诗言志”说体现了中国阐释学的一个基本观念：作者、作品与读者的一致性。正是此一观念决定了中国阐释学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

论中国古代山水诗学中的“悦性说”

表达主体在与自然山水亲密接触中所获得的物我交契的心理满足和审美愉悦,是许多古代山水诗的主旨。与此相应并伴随着文学的觉醒以及人们对自然山水独特审美价值认识的飞跃,中国古代山水诗学领域里出现了不同于“言志说”和“缘情说”及画论“畅神说”的“悦性说”。“悦性说”以心物感应为生活事实依据,以人与自然的妙契冥合为审美心理基础,从孔子“乐水乐山”的审美移情理论脱胎而来,却又在儒家诗论愈趋伦理化之后而与祟尚自然率真的老庄及玄学思想结下不解之缘。它超越感性世界,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肯定人性,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悦性”遂成为后代中国山水诗学乃至中国山水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

庾信“性灵说”: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兼议“性灵说”与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

以庾信“性灵说”为代表的南北朝诗学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个体诗学和“文的自觉”的成熟;“性灵说”与现代美学中的主体间性有异曲同工之处;‘性灵说”所昭示的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反映了中国本土美学固有的主体间性特征,它是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世界美学的接轨点。

论中国诗学中的缘事说

缘事说是中国气派的文论瑰宝,但一直被文论史所掩埋。"事"是言说或书写的能指,缘情和言志只有在"事"的观照下才能合情合理。缘事而发不仅是文学和诗学生成规律,而且也是整个上层建筑生成的普遍规律。对中国古文论缘事说发掘考辨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深切的现实意义。

诗歌教育与提升人文素养之探析——从“表现说”谈起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理论的探讨起步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在浩如烟海的诗论中,关于诗歌功用问题的研究尤为受到关注,无论是诗歌的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重视诗歌的教育、教化功能。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强调作者的志向、情感对于形成作品的重要作用,后人将其概括为"表现说",这一学说又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分为"言志说"和"缘情说"两个视角,前者强调言说宏图大志,后者重视内心情感的流露,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强调诗歌要缘事而作,诉说诗人内心的志向和情感,进而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效果,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故而"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论观念为当代诗歌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对人文素养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风潮,中国古典诗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角,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热播以后,人们更加关注中国古典诗词,正如此节目所言:"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这对于提高国民素养和审美品位都有着极大的帮助。"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发现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境,从诗词中汲取养分,确实可以滋润人的心灵。由此可见,诗词教育应当引起当代人的重视,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引导学生多多积累、品评诗词,进而培养其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审美素养,同时,也要通过这个渠道帮助学生建立生命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

同源异流两诗系——对“言志”、“缘情”的再思考

在我国古代庞大的诗论体系中,有两条影响极巨的理论观点,一是《尚书·尧典》的“诗言志”说,一是陆机的“诗缘情”说。 两说的蕴义是什么?它们的关系如何?学者们的见解不尽一致。 比如对《尧典》的诗言志,朱自清先生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两者并不冲突。”周作人则持相反的看法,认定“言志”与“载道”分属于“两种潮流”。对诗缘情的理解也一样对立:

心:中国传统艺术的主体性——情志相谐及唯美人格

情志相谐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构成审美心理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活动。中国古典审美心理一般分解为心思（理）、心情、心欲。从中国传统的习惯的两分法出发,大体可分为情和志。情主要指情感及情欲;志虽有时包括情感（有时也直接指情感）,但主要是指思想（理）、意志。

从《诗经》与《荷马史诗》看中西文学比较

作为中西方文学的滥觞,《诗经》和《荷马史诗》是中西文明史上两部伟大及珍贵的文学作品,它们分别代表着古希腊民族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并使中西方文学朝着两条截然异趣的文学道路行进。从这两部古老的文学作品开始,中西方文学的文论观念和文学特征就有了巨大的差异,并对后世文学发展起了奠基和决定的作用。

《文心雕龙》体系的产生及其含义

《文心雕龙》集中国古代文论之大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内在机制。魏晋宋齐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在主观和客观等多种矛盾因素相互冲撞、相互作用的交织中寻找文论领域的“转世灵童”,并把目光降落在安祥地躺卧在极混乱、极莽撞的大的社会环境中的定林寺时,象刘勰这样内在于社会的极安静、极聪慧的佛教徒便在不知不觉中承担起这种角色,于是,这种“集大成”的文论体系便成了个人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理论本身的主观与客观等多种矛盾相互结合的产物。

陈文忠教授访谈录

陈文忠教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吴忌。只要一想起老师,就觉得十分亲切。回想当年,老师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特别是您领导我们实习的时候,不仅与我们讨论文学美学,更爱与我们讨论西方电影。我至今还记得先生对那些著名配音大师惟妙惟肖的模仿。陈老师,您是我的大学老师,又一直留在母校工作,始终致力于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近年来又十分关注安徽语文教学教研,关注安徽语文高考。不知您是否方便接受一个在中学工作的老学生的书面访谈。

论《诗大序》在先秦两汉诗论中的重要地位

《毛诗序》是先秦至两汉诗经学的一个总结,其中《诗大序》可以说是先秦至两汉第一篇较为完整的诗歌理论专著。《诗大序》的内容可以分为三方面:一为风化说,二为诗言志说,三为六义说。这三点体现了汉代诗歌观念的两极分化。

论戏曲之“教化”——焦循关于“花雅之争”的侧重

焦循的戏曲理论著作《花部农谭》、《剧说》,尤为赞赏花部戏曲的重要价值,在中国戏曲批评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焦循认为戏曲应具有示范作用,应重视观赏与演出紧密结合,并能同诗歌一样"言志",而某些优秀的花部戏曲确实符合他的审美标准。

论中国绘画的“意象”

传统绘画受老庄哲学影响 ,重意轻象。故把得意忘形、纯任自然作为绘画的最高境界。本文对“意象”与象的关系进行剖析 ,便于我们在中国绘画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更好的来把握绘画的主导精神。

艺术是形象和情感的统一——试谈艺术本质

一艺术本质,一个古老的美学课题。虽然从时间上来说,对于艺术本质的自觉的探求,要比原始艺术的发生晚得多,但是倘若把艺术从原始胚胎中脱离出来走向成熟的历程,与人类对艺术的美学思辨的发生、发展经过作—个比较的话,那么我们便会发现,它们几乎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正是在诗歌艺术发展的基础上,东方的中国出现了古老的“言志说”;也正是在古希腊史诗、戏剧繁荣的基础上,西方出现了同样古老的“模仿说”。这两种人类对于艺术本质探索的最初尝试的成果,竟然不仅作为一种观念,而且作为一种传统,影响东方人们的美学观念达数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