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篇创制时代的言用制度

在《诗》篇创制时期,言用制度经过了一个渐进而复杂的发展过程。与殷周之际歆飨制度中的言语行为相比,《诗》篇创制时代的言语水平已有较大发展,并在诗乐演述活动中引发了最初的言语理论认知,确立了从外部来规范言语活动的慎言观;而慎言观的礼法内涵,又制约着晚周言语理论认知的价值取向。

晚周言用制度的变迁

晚周的言用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即春秋战国之际的言以行礼、战国前中期的言以辨义、战国晚期的言以诱利;与之相适应,言用理论便呈现为慎言、好辩及揣摩三种论调。从慎言到揣摩,从行礼到诱利,晚周言用制度的变迁是巨大的。但巨变之中也有不变者,那就是注重言语的功利实用意义。这便导致了言语听受中心倾向,始终游离语言本身,从而阻滞纯粹语言理论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