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的言论控制机制

本文以日本战时著名的笔祸事件,石川达三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丑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被控"扰乱社会秩序"的案件为例,以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研讨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与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政府出版审查方法异同的基础上,阐明了当时日本出版审查制度的特征。虽然从形式上看,日本的出版审查更为"温和",但这种温情主义的做戏实质是日本政府为欺骗民众而设计的奸计。从战前到战中、战后,日本媒体谄媚权威的自主审查、自主限制并未改变。尽管经过了战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这种自主规训的天性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今天的言论控制日本。

企业控制人言论对股价影响的研究--以GL电器为例

企业股价受多种因素影响,企业控制人的公众形象及言论同样会对企业股价造成影响。GL电器作为我国家电企业的代表,其掌门人的言论引起公众诸多讨论。为确定这些言论对企业股价的影响,文章以2015年至2017年5月31日GL电器股价及深证成指的数据作为估计期数据,筛选得到17个言论的样本事件,利用Eviews 6.0得到预期收益模型,计算超额收益率及累计超额收益率,分析企业控制人言论对企业股价的影响,并对企业控制人在言论发表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抗战时期四川的图书杂志审查

抗战时期,从中央到各地方的图书杂志审查机构,国民党都推行了严格的战时出版审查制度,成为强化言论控制和压制民主的重要工具。国民党在四川全省范围内积极推进图书杂志审查机构网络的建立,通过不断改组内部组织和强化机构运行,对四川省图书杂志领域实施了严密的舆论管制,对包括新华日报、生活书店等在内的民主进步势力进行了严酷的压制和打击,严重影响了四川民主和进步势力的正常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