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文艺仅仅是言词而已吗?——关于麦金农的《言词而已》

在麦金农看来,色情文艺并非单纯的言词,而是行为;色情文艺造成的伤害不是诽谤,而是歧视。由此,色情文艺不属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之下的言论自由,而是涉及《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其意在把《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作综合考量,为平等在言论中争得一席之地。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与完善——以《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和第94条第4项为中心

合适成年人在场不仅是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亦是办案人员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程序性要求。但是,立法规定并未全然在实践中得以表达。办案人员在讯问(询问)未成年人时,存在违反合适成年人在场规定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行为,并对其取得证据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为了提升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制度刚性,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90条第5项、第94条第4项对合适成年人未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了明确,但其以未成年人主体为区分依据与既往的实践操作相背离。此外,立法并未对违反顺位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法律后果予以明确。为了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程序性权利,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法律后果的设置应当回归权利保障的基本理念,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办案人员的违法取证行为进行制裁。对于违反法定顺位取得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应适用瑕疵证据排除规则,给予办案人员作出合理解释的机会。

老舍中文小说语言中的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

以250万字的老舍中文小说语言语料库为依据,研究老舍中文小说中的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的类别特征。按照设定的北京方言词确定原则,从老舍中文小说语言语料库提取出599个行为类北京方言词。将收集到的599个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分为表示生命状态、心理情绪、五官肢体活动、人际社会性行为、存现状态和其他行为等六大类若干小类进行细致描写。

论民间曲艺唱词中方言词汇翻译——以杭州滩簧为例

杭州滩簧唱词中富含杭州方言的独特用法。这些方言用法的翻译在本地文化外宣翻译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进行方言用法翻译时,应深入把握方言词汇的内在含义,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恰当的翻译方法,以确保唱词中意义的有效传递。翻译过程中,应以语义对应为核心,尽量翻译成规范的目的语标准语。同时,译文要充分展现曲艺文本的呼唤功能,以实现理想的翻译效果。

论刑事在线诉讼对直接言词原则的重塑与发展

刑事在线诉讼作为数字思维、数字技术与现代司法深度融合的产物,与传统刑事诉讼模式所伴生的直接言词原则之间存在张力,这种张力并非绝对的对立与否定,而是刑事在线诉讼对直接言词原则的数字化重塑与发展。这一数字化重塑使得法庭不仅局限于物理空间中的特定场所,法庭的功能也由场所扩展至司法服务,将物理直接接触扩展至虚拟空间的观感接触,“口头性”的表达方式由“面对面”转移至“屏对屏”。一方面对直接言词原则的例外适用、言词作证效果等予以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庭审互动效果和部分证据真实性的审查功能,冲击诉讼主体的传统认知。针对这一现象,应正确理解刑事在线诉讼与直接言词原则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关注各诉讼主体的诉讼体验、明确适用限度以及技术补强等途径予以完善。

智慧法院场景下的直接言词原则--以视频审理为例

在法理上,直接言词原则乃司法裁判的一般原则,因此,当然地适用于视频审理之中。但基于视频审理模式场域的虚拟化,衍生出直接的相对化和言词的数据化,使得“在线”冲击了“在场”、“平面”破坏了“直面”、“数说”影响了“言说”。就其性质而言,视频审理模式中“在线”仍具有“在场”的亲历性;以“人—机—人”呈现的“平面”仍具有“直面”的直接性;“数说”在本质上仍不失“言说”的言词性。

抽离与重构:电影中“逃离言词”现象的意义生成

在以视听为特质的电影媒介中,言词作为听觉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情节叙事与主题阐释的双重作用。但随着电影浅薄地滥用言词行为的泛化,电影反而陷入言词无用的危机,从而导致了电影中“逃离言词”现象不断出现。电影的“逃离言词”现象指的是弱化电影听觉系统,消解台词对白、独白等叙事交流形式,即使出现话语声符,也不再对应具体的、有意义的表达。这种电影与话语关系的破裂,抽离了观影经验中的实在意义,弥漫极度无聊的情绪,继而让观众对电影产生倦怠感。但在电影不同艺术风格理念的驱动下,“逃离言词”式的电影在提升审美哲思、强调环境自主叙事等方面重构了电影意义的生成,深化了电影意义的表达。

论监检衔接下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

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从监察阶段到审查起诉阶段的转化过程中,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证据收集和审查上存在衔接不顺畅之处。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跨越初步核实和调查阶段,包括违纪、职务违法、职务犯罪三类案件。因不同阶段、不同案件对证据的取证措施、取证标准等存在差别,对于监察机关收集的被调查人言词证据,不应直接按照《监察法》第33条的规定认定其具备刑事证据资格,而应当区分阶段、案件类型进行准确认定,限制部分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刑事诉讼准入资格;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机构设置,使监察证据审查具备中立性,保证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证据质量;同时构建检察机关对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确认式审查模式,明确被调查人言词证据在审查起诉阶段中的使用方法。从而使监检之间在被调查人言词证据的转化上能够顺畅衔接。

检察官在办理“熟人”强奸案件中对言词证据的审查与判断路径研究

强奸犯罪严重侵犯女性的性自主权利,特别是一些“熟人”强奸案件中,由于被告人和被害人相识,被告人能够在较为隐蔽的空间接近被害人,致使作案过程缺少目击证人和监控录像直接证实案发经过。被害人报警后,因当事人双方对案件经过的陈述各执一词,造成检察官在审查判断言词证据和认定案件事实上产生困难。在检察机关“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新时代价值理念引领下,坚持“三个善于”,立足办案实践,检察官应更新办案思维,采取“横向+纵向”的言词证据审查方法,综合有限的间接证据,对言词证据去伪存真,消除言词证据疑点,完善言词证据内在逻辑,正确认定熟人强奸的案件事实,确保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尔雅•释训》训诂重言词之成就

《尔雅•释训》篇对以往的重言词进行了系统的收集、训释,这在汉语词汇学术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尔雅》在训诂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成就首先表现在注重结构类型的多样化,将各种类型的重言词收录其中。其次,按照“一个意义”的标准,对重言词进行构组,多数情况下是两两成组。再次,在训释时采用集合训诂形式,大多遵循以单音词训重言词的基本原则。以上因素构成了《尔雅•释训》对于重言词整理与训释的完整体系,并为后世学者提供了重言词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阿Q正传》中方言词的对比分析研究:语义场的认知语言学视角

本文以鲁迅的经典小说《阿Q正传》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比分析梁社乾和蓝诗玲两个版本的翻译,从方言词的角度出发,运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探讨语义场的变化。本研究揭示了不同版本在方言词翻译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于文本的意义构建和文化传达所产生的影响。蓝诗玲的务实翻译更忠实于原文的方言词,而梁社乾的译本则更注重向西方读者传达理解,其中舍去了原词的文化特色。通过深入探讨语义场的转变,本研究拓展了翻译理论的应用,同时也丰富了我们对语言、文化和认知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银川面食文化中的方言词汇

方言是局部地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语言,产生于人们的生活、生产以及社会交流中,所以方言词汇具有承载地域文化的功能。对于银川地区喜面食的人们来讲,面食方言词汇如实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反映了地方面食文化的特点,也展示出银川地区物质丰富程度、产业发展情况、人民精神面貌等,使得面食饮食文化与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浅析汾西方言词汇的组成

本文依托《汉语方言词汇调查表》,参考《汾西方言志》等资料,运用田野调查法搜集整理出《汾西方言词汇表》,共计2357个词条(不包括熟语),以此词汇表为研究对象,探讨汾西方言词汇的组成。在词汇构成方面,汾西方言词汇由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构成。汾西方言词汇中一般词汇较为丰富,包含古语词、方言特色词等多种类型,其中方言特色词种类齐全,涉及到方方面面,例如日常生活、人物特征、职业、饮食等领域。方言词汇中还保留了部分古语词,这一定程度上与汾西县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相关。另外,汾西方言词汇整体上呈现出口语色彩浓厚的特点。

《切韻》系韻書用於記録吴方言詞的中古新增字三例

《切韻》系韻書記録了大量中古新增字,有些新增字是方言詞進入標準語詞彙系統引起的。本文選取《切韻》系韻書中吴方言詞的三個例子,分别例説方言詞引起中古字形新增的三種類型。方言詞和中古新增字研究不單純涉及漢字字形問題,還涉及漢語方言和非漢語成分的識别問題。該類研究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以觀察漢語及漢字複雜的來源、形成和演變過程。

陈彦《主角》的方言词运用研究

地域方言词的运用是《主角》的重要艺术特色,在此以《主角》中典型的方言名词、方言动词和方言形容词为例,探讨陈彦《主角》方言词运用的特点和表达效果。

晋江侨批方言词浅析

晋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自古便有出海谋生的传统,于是侨批便应运而生。侨批正文里存在着丰富的闽南方言词,但迄今为止,学界尚未对其进行整理与分析。主要依据《晋江侨批集成与研究》一书收录的侨批原件,列举侨批中运用的部分方言词,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及量词。这些词语一部分使用方言词本字书写,一部分使用音近字或同音字替代。

重庆方言词汇的视觉化设计在文创产品中的运用研究

重庆文创产品市场方言文创,多以重庆方言特色词汇,如复音词、叠音词、方言成语为基础的字体设计,亦有方言图形化呈现形式。建构重庆方言词汇视觉化设计在文创产品中的运用方案,将方言作为区域文化载体,通过方言文创强化“发音”声形结合以音入画、方言文创融入非遗元素彰显巴渝民俗特色、博物馆美术馆建立“方言IP”提升品牌形象、方言文创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融合打造城市推广文化符号等措施,拓宽重庆文创产品市场研发方向,有效传递重庆地域文化。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的重庆方言词汇研究

本土化的体认语言学探讨了“现实—认知—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修补与探索人类语言的产生、理解以及运用的认知机制。随着该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与发展,其应用价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本文将以重庆方言词汇为研究对象,运用体认语言学理论分析阐释重庆方言词汇的体认性,探索方言产生与理解的认知过程,同时对一些方言词汇的文字书写是否正确提出了自己的推理依据,旨在为重庆方言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促进重庆方言以及巴渝文化的深层次研究。

基于《全球华语大词典》的华语地域方言词研究

《全球华语大词典》中标明“源自X方言”的词条,可称之为华语地域方言词,文章对其进行基础描写分类后,引入“方言特征词”与之交叉对比,并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其他非方言词条。通过交叉对比其中的方言词与闽、粤方言的方言特征词,确认两者的重合情况,可以确认方言特征词进入《全球华语大词典》的数量与比例,这可作为地域方言词对其影响程度的判断依据。该文最后探讨了地域方言在《全球华语大词典》乃至全球华语地区影响力不同的原因。

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管窥——以《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特用方言词比较为例

《白姓官话》和《老乞大新释》系18世纪中叶南北代表性官话口语文献,同时而异域,通过比较二书特用方言词的使用情况表明:第一,明清南北官话用词差异显著;第二,从词汇视角考察明清南北官话之争切实可行;第三,汉语普通话词汇是明清南北官话词汇的聚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