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口述历史活动的言说机制与价值观念研究

一般来说,民间文学口述史可作两种理解:一种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民间文艺工作者口述亲力亲为的民间文艺学术史;一种是作为实践主体的民众讲述历史言说形态的民间传说、故事以及咏唱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歌谣。对于后者而言,民众讲述历史故事的过程就是表述历史价值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善”的追询高于对“真”的探究,存在着民间特有的言说方式与思维逻辑。民众在历史中确证自身,其所述历史同时具有先验理想与经验记忆的内在价值。历史不再是外位性的、与其无关的缄默事实,而是内在性的、与其息息相关的道德标尺与精神家园。

重大历史时刻的想象再现与话语重述——建党题材电影作品的叙事策略与言说机制

建党题材电影作品作为重大事件的记载呈现文本,于周年庆典时刻定期推出,实际是在整合实现关乎艺术创作、历史记忆、文化象征及意识形态话语表述的多重价值功用,其中亦包含极为复杂的叙述言说机制。它一般遵循基本的因果逻辑时序书写规律,在时间与空间构筑的二重性坐标体系内,以“人物”和“事件”的编排穿插,铆定普泛的历史现实主义纪录原则,而辅助以艺术浪漫形象填充或已缺损、或需重塑的影片故事细节场景,而形构了“历史—艺术”之维的哲学本质认知论下“真实—虚构”并置冲突融合的创作方法框架。而在电影作品内外时空勾连,也就是在“文本—生产”语境下,电影讲述年代与电影生产年代错位的张力,构成了“叙事—话语”之间的二元关系,并隐含着艺术性再述历史的“拟人式”言说模式,赋予了电影历史叙写的“人格化”形态。历史讲述的正统性与电影创作的鲜活性在此相遇,那么该类作品文本应该具备与承担的社会文化功能,就得以通过相应复合型的艺术实践行为达成实现。

三种诗论的诠释学观照——《孔子诗论》、《左传》、《毛诗》解诗差异之分析

《孔子诗论》突出了个体主体性与人本主义立场。与《左传》的神秘主义解诗方式和《毛诗》文本意义的体外言说机制均有不同。三种解诗方式使得诗的仁德之旨具有三种不同的意义走向,是主体独特的生命感悟与历史语境结合的自觉选择,反映了在世者对“存在”意义的不同领悟。

“形式”的解放:洞见与盲视——胡适的“白话”主张和“新诗”理论

从胡适和梅光迪、任鸿隽的两次争论入手,对胡适弃文言用白话的立论依据进行了历史和理论的梳理。胡适从思考中国文学“有文无质”的弊病出发,为“白话”文学凝聚了“说法”,这是一种把文学变革落实到语言形式的革新方案,但胡适把白话的“达意”直接移用到“新诗”时,混淆了“诗法”和“文法”的区分。

“穷根”与“翻身”:第二次乡村变革后的精英再生产机制研究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乡村精英再生产机制的变迁。鲁中三村的精英再生产机制展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精英循环或再生产机制的一个侧面,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跨时段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村庄的"新贵精英"及其后代打破了"穷根"的诅咒,而传统精英及其后代则实现了"翻身"。当代农村社会结构被再生产的新贵精英与传统精英重新塑造:前者重视以政治体制内的权力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源的融合利用,通过体制安排实现了代际传承;后者重视以文化与经济资源为主体的各种资本的再发掘,代际"言说"机制起到巨大作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两者的再生产机制开始趋同,即依赖的再生产资源都开始趋向于文化资源。同时,农村的现代"边缘群体"利用暴力性行为等,也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了"准精英"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