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言路政策的调整与言路秩序的再造

晚明言路失序始于对张居正的清算,新进言官的崛起动摇了既有的权力与名分秩序,造成新旧对立与公论解体。以出位之禁为起点,明代言路政策屡次调整,士大夫亦提出重塑言路秩序的诸多方案。东林视公论为天理之公的外在发用,以道德的正当性作为政治活动合法性的基础;亦有士大夫主张讲求职掌、别白虚实,通过制度裁衡公论。但前者缺乏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后者需仰赖运转有效的行政机制,在万历天启年间无从实现,遂形成公论纷纭、言路为政的局面。崇祯年间限制言路风闻,旨在以实行消弭浮言、淡化派系之争对言路的影响,虽未彻底解决言路失序问题,却为清初言路政策的形成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对公论的再界定以及对言路制度约束的强化,两者相互关联,构成了晚明言路秩序再造的核心议题。

明亡教训的清朝解题:论清前期的言路整饬

"明清更替"、"清承明制"赅括了明清改朝换代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断裂与连续的特性。清前期言路的整饬,既包括"明朝国事全为言官所坏"的话语构建,也包括多项相关制度的调整,如风闻言事之例的禁与开、巡按的永久性停遣、科道官的缩编、台省合一、六科封驳权的废止等,都指向阉割言官作为言路的舆论监督机能和制约皇权机能,都指向确立和巩固首崇满洲的国家体制,大大强化了君主独裁。从理解有关当事人的动机和面临的境况来加以审视,清前期言路的整饬充分实现了清朝统治者和满洲贵族建立并巩固其全国统治的目标。从与清朝合作的汉族士大夫的立场看,言路整饬是必要的,但整饬办法无疑是不受欢迎的。而对明朝遗民来讲,清朝的言路整饬与他们所希冀的方向简直就是南辕北辙,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开道德、舆论与政治、法律关系的混沌纠结,而是有选择地阉割了言路形成舆论、将政治公开化及其制约皇权的机能。

密奏与京控:嘉庆帝的“言路”及其疏通努力

由于将乾隆末年以来政治衰退的关键原因归结为和珅擅权导致的上下"壅弊",嘉庆帝亲政后立即将"去壅弊"树为最为重要的一项帝王"治道",认为只有实现"下情无不上达",方能顺利施行"新政"中的各项"治术"。为此,嘉庆帝倡导"广开言路",先是鼓励官员积极上奏言事并扩大奏事官员的范围,继而下令受理所有士民的京控呈词,从而形成两条分别以官、民为载体的"言路",并在随后的实践过程中采取多种举措以维护两条"言路"传递"下情"的能力。嘉庆帝对官员密奏的鼓励和彻底放开京控不仅一度改变了官场气象,而且士民因遭受冤屈而产生的压抑和愤怒亦得到了释放的机会。嘉庆帝的"去壅弊"努力使他在相当程度上了解到了吏治民情的真实信息,并为其展开相应的整顿奠定了基础。虽然最终无力挽回颓势,嘉庆帝的积极行动却多少延缓了"国家的崩溃",从而对清帝国的历史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中国“开言路”概念的历史语义学考察——兼论“开言路”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开言路"是具有中国本土色彩的政治言论开放形式。清末,"开言路"观念与西方办报思想合流,近代出版技术和以新闻纸为代表的"新媒介"为知识分子论政提供了新的介入方式,"开言路"的范畴得以扩大。尽管"开言路"与"言论自由"观念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但前者为"言论自由"观念的输入提供了思想基础。

“和”与开言路——试论“和”的历史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文化推重"和",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本文从"和"重多之共生、广开言路及价值论与思考方式的启迪三个方面试论"和"的历史内涵及其现代意义。

言路与后勤:甲午平壤战役再研究

平壤战役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关键一役。战前,掌握兵权的李鸿章因主张调停和议,饱受言路弹章攻击,其手下将领也受到质疑和指责。至数路清军迭次入朝驻扎平壤,因后勤、军纪等原因多有骚动,统兵最多的淮军卫汝贵部又成为清议对象。平壤一役,城南的淮军战果和战况都不落下风,但入朝清军却因北门的失利而溃败。战后追究责任,力战不退的卫汝贵反而成为众矢之的,被描述成未战先逃的败军之将和平壤失守的罪魁祸首。

试评嘉庆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

兼听纳言足以兴邦,拒谏弗言足以丧国,这是已为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治国之道.嘉庆早在嗣位前,对于广开言路已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亲政初期通过广开言路清除积弊更取得显著的成效.但其后由于错误处理洪亮吉上书事件,致使言臣结舌、言路壅塞,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其教训实足以引为鉴戒.

嘉庆朝的广开言路与洪亮吉上书事件

为了打破和珅专擅引发的皇帝失聪、官场疲玩,嘉庆帝在处置和珅后便开启广开言路这一政治信息渠道,试图达到掌控政治信息、调控帝国动态的目的。为了确保信息渠道的机密,皇帝采取了禁抄附稿、道员密奏、条陈封口等诸多措施。洪亮吉的露章条奏以及委托永瑆、朱珪、刘权之代为呈奏,最终触犯了嘉庆帝对信息机密的强调而遭受惩处。于广开言路背景下分析洪亮吉上书事件,可以发现皇帝在此事上前后迥异的态度,并非是对妄言渎奏的总爆发,而是对洪亮吉"言事违例"以及"居心殊不可问"的惩罚。

嘉庆朝广开言路政策分析

分析了嘉庆帝在处置和珅后便开启广开言路这一政治信息渠道的举措,认为其作用在于不仅借此了解帝国动态,而且据此对日渐颓败的官场进行调控,以期达到"肃清庶政、整饬官方"之目的。不过,其间的妄言渎奏始终令嘉庆心存不满,却又出于下情上达的目的而予以容忍。所以,当京控案件能更好地提供帝国信息时,皇帝便对之前采取的广开言路采取了限制措施。

关于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广开员工言路的思考

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在强化党的领导和总经理负责制的同时,加强民主管理,把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调动、激发、培育和发挥好职工主人翁作用,广开职工的言路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新时代对企业领导者和员工关系的要求,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家长式领导和员工建言行为进行了初步研究,并着重分析了家长式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为国有企业领导如何广开言路,鼓励员工积极对企业建言,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

“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生成

南宋建立之初,重建了不同层级官员的言事渠道,但受动荡政局、恶劣政情、臣僚自身利益考量的影响,言路未能取得应有之功效。在绍兴末秦桧去世、金欲败盟的局势背景下,王十朋等“五贤”利用转对纵论和战、国政。由于奏事内容切直,助推了主和“国是”的改变、朝廷人事的调整,故而此事在当时颇受瞩目。不过,“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完全确立,也与士大夫舆论的集体塑造密不可分。事件作为庶官言事议政伦理的典型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起言路颓风的作用,改善了言路的实然状况。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南宋士大夫而言,事件具备超越具体时空的德性价值,提升了他们对言路的应然期待。上述变化形塑了南宋的言路语境,其造就的奏事流行模式、理想标准,规范着此后臣僚的言事行为选择。

言路开放与威王称雄

言路开放是齐国政治的特色,兴行于太公封齐建国而一贯于两姓齐国、至湣王而衰。可以说,言路开放制度的兴废是与齐国的盛衰相终始的。 太公为文王武王立“灵台之复”而广泛招贤和纳言。他强调人君要“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就是要兼听广纳、洞察一切。而要洞察一切的根本途径则是善于“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辏并进,则明不蔽矣”(《六韬·文韬》)。只有广集天下人的所见、所闻、所虑才成集思广益;只有做到兼听广纳、集思广益,才能洞察一切而不被迷惑、不受蒙蔽。

堵塞言路与鼓励创新

中国企业在改革中有一种怪现象,那就是在经营、管理、决策中,往往缺乏广大职工的参与,或以走过场的形式草草“征求”一下群众的意见,便靠闭门造车设定的框框去办事。结果是设想与现实脱节,主观与客观背离,企业的头头脑脑忙得不亦乐乎,而职工却对企业的生死存亡处之淡漠。 这种“一呼百不应”的局面,的确令企业各方处境尴尬。笔者认为。

区人大:广开言路 三级联动 为民办事

浦东:拓宽范围积极发动浦东新区人大常委会强化人员保障,拓宽参与范围,认真做好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的统筹安排和组织保障等工作,增加切合民生的联系主题,建议人大代表们进一步听取选民代表关于《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意见和建议。

言路·行路·心路——读朱永新《新时代中国教育的100条建议》

朱永新先生是我特别崇敬的人,更是我认真学习的榜样。学其人,除了学其行外,还要读其书;读其书,就是读其人。他在苏州工作时我常常去向他求教,他赴京工作后,百忙中我约见过几次。多年来我一直敬他为师,他却始终视我为友,让我感动不已。他笔耕不毂,新作不断。我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他的旧著新作,真可谓“海内存恩师,天涯若比邻”“书房时间总逢君,低头不见抬头见”。

清末民国开言路与言论自由的比较视野考论

"开言路"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清末时期,西方"言论自由"的观念输入中国。梁启超等人在《清议报》发表文章,论述言论自由与建立共和体制的关系。民国时期,有识之士辨析开言路与言论自由的根本区别,强调言论自由是实施宪政的基础。这种以古为鉴、中西比较的开阔视野,内涵丰富,对学术研究有启示意义。

广开言路 启迪智慧 推动课改--我与《中学数学教学参考》的不解之缘

在《中学数学教学参考》50华诞之际,笔者回顾了从大学生到中学教师、研究生、再到教材主编的成长过程,在《中学数学教学参考》上所汲取的丰富营养,体现了杂志的智慧启迪者作用;回顾了从读者到作者与合作者的角色变化过程中与编辑部结下的不解之缘,体现了《中学数学教学参考》的课改推动者作用。

边缘与中心: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言路”和“舆论”

"言路"是传统社会实现通达民情的一条最重要的制度化渠道,主要由言事官来执行。"舆论"之词虽古已有之,但在清末则获得新的政治与文化含义。清末预备立宪时期,"言路"遭遇合法性危机,而"舆论"则得到官方的认可。在此情况下,"言路"同"舆论"的共处凸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关系。

信息渠道的通塞:从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

信息是历朝历代决策的依据,在国家政治事务中更是如此。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掌控、传布,统治者从来不曾掉以轻心。在历代史料中,我们都会注意到相关的制度化举措,以及君臣之间长期持续的若干“热点”议题。其中,有关防范壅蔽、穷尽实情、言路通塞等话题,始终处于聚焦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