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须了解文献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八

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与中国音乐文献各个分支学科紧密相关,如中国音乐文献学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学科紧密相关。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版本学是研究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的学术活动和成果;辑佚学通过对现存文献中已失传文献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尽可能地恢复这些文献的原貌,使其能够再次被利用和研究;校勘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训诂学是中国传统研究古书词义的学科;考据学是对古籍加以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音乐文献学中的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训诂学、考据学等学科主要是对音乐文献进行研究,相当重要。对这些学科的掌握,有利于我们对古代音乐历史资料的收集、考证和整理,这是我们研究古代音乐史的基础。

训诂阐释的传承、特点及开拓

训诂与阐释相融顺应语体三次变革由传笺而注疏兼及点评和翻译,沟通不同时空信息以实现意义理解,具有本然确定的传意性、融贯互鉴的涵容性、层叠累创的时变性、平易鲜活的开放性和明道经世的多元性,既有文白雅俗的语言演变,更有贵族士民的观念转换。训诂阐释今归属训诂学。训诂学的开拓和发展当据其人文科学之本然,注重文本正解,理论和实证并举,贯通古今中外殊域异言,蕴当代意识于阐释,彰显历代文献所蕴中华民族勃发生机的内在精神,守正出新,以建构和完善自主的知识体系。

《玉田县志》方言词本字考

根据字形、词义的相关性、语音演变规律及玉田方言的特点,以《说文解字》《方言》《广韵》《玉篇》《燕说》等著作为参考,对河北省玉田县光绪十年序刊的《玉田县志》中10个方言词进行本字考索,以期增进理解,知其原始,并为《汉语方言大词典》补充语料。

钱大昭《广雅疏义》对同义词的研究

《广雅疏义》作为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昭疏释《广雅》的训诂学著作,在词汇学、训诂学、校勘学、文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钱大昭主要运用识同分析法和辨异分析法辨析同义词。识同分析法包括文句归纳识同法、借古注识同法、俗语识同法等;辨异分析法包括比较辨异法、反义辨异法、对文散文辨异法等。钱氏引用辞书、经史子集及其注疏、方俗殊语、时人之说等丰富语料,采用按语和己意等方式训释同义词,成果丰硕。《广雅疏义》同义词研究材料丰富,辨析、论证方法多样,丰富了传统语义学的研究方法,对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汉语词汇学研究以及字典辞书的编撰、修订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训诂学方法在文言文教学中的应用

训诂学以解释词义为基础工作,其方法主要有以形说义、因声求义、核证文献语言和考察古代社会等。将训诂学方法应用到文言文教学中,利用训诂学方法解释文言文中的疑难字词,有助于让学生摆脱机械的记忆方法,从源头上理解重点字词的含义并灵活运用。可以用形训,从字形入手理解字的本义;用声训,从音韵中探寻词义的关联;用义训,贯通上下句文意。

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的交叉融合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新阶段,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逐渐成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现从训诂学内在因素的关系和文字学对训诂学的促进作用两方面分析文字学和训诂学的关系,探究文字学成果在训诂学上应用的必要性和传统语言文化类学科交叉融合的必要性。研究发现,文字学成果能通过在训诂学内在因素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形训,对训诂学产生全面的影响,推动形训、声训和义训进一步发展。

关于“读书必先识字”

“读书必先识字”是我国古代经学、文字学、训诂学乃至古典知识论的核心主张与基本纲领。在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建构训诂阐释学必须对这一标识性命题给予全新辨析,而对它的质疑,则与对伽达默尔的误读相关。语言学与语文学技能至今依然是整个西方古典学大厦的核心,同时内在于哲学阐释学的系统当中。“读书必先识字”意味着文本阐释须以语义理解为先,意味着语义与文本的密切关联,意味着经典文本的指向,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形式,意味着一套完整的语义阐释规则,意味着教师在古代学术传承中的知识传递作用,还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读书必先识字”深刻反映了汉字文化的特质,不仅不违反阐释循环原则,而且在对“看”与“写”的尊重中,蕴含着识字活动对于文字限制的突破。

辛夷正异名解读及考辨

针对辛夷同物异名现象,对其正异名进行解读与考辨,以期为规范药物名称、指导基原判定提供依据。本文借助文献学方法搜集中医学与文学作品中的相关材料,结合训诂学理论分析命名理据及其形、音、义关系,得出结论:辛夷为正名,“辛”指气味辛香,“夷”与“仁”字的互借关系,或许是唐代前世人误用果实作药的原因。侯桃、房木、木笔、迎春、玉兰、紫兰等异名是植物外形、生长习性、功能应用的体现;《楚辞》中的“新夷”与《甘泉赋》中的“新雉”均为辛夷异名,中药新雉木与辛夷应属同一基原。“辛雉”为“新夷”之音转兼形讹,“辛薙”之名可能来源于“薙”“夷”二字的借用,亦有可能与“辛荑”一样,因辛夷为植物药而于药名中加入艸旁。

援史解经:诗经学的阐释传统

《诗经》作为经,目标是传达儒家思想。怎样从诗歌文本中阐发出经学义理?在很多时候需要引入历史故实作为中介环节,由此形成“援史解经”这一诗经学的阐释传统及“由言及事、由事及理”的阐释路径。经与史互为表里的关系为援史解经提供了思想依据。援史解经的实现方式包括:将《诗经》字词注释为某一历史要素、通过《诗经》语境补出历史要素等。援史解经为《诗经》阐释提供了颇具特色的阐释范式,但诗、史、经的互动和调适,又使得这种范式带有先入为主的强制阐释性质。

论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与阐释特质

对中国训诂学的人文精神与阐释特质的反思,是将训诂学与阐释学进行跨学科结合,从而推动其未来发展的起点性工作。训诂学的人文精神滥觞于它的历史源头,根据贯穿训诂学历史全程的明道理想,以及王夫之、方以智、惠栋、戴震、章学诚等人的阐发,可以将其概括为“道器合一”,这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人文精神的统摄下,训诂学形成了考文明意的阐释路径与诠阐融通的阐释特质,体现出训诂阐释的思想性、创造性与时代性。训诂学的人文精神成就了它的历史辉煌,对推动训诂学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的30年训诂学研究之路

我从1983年读大学,1987年毕业后从事编辑工作,2012年进入东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因读书、工作和研究兴趣的关系,接触到不少老一辈语言学家,是众多学术文化事件的见证人,了解一些重要典籍的前世今生,故此首次写下语言学主要是训诂学方面的回忆文字,给同仁与后来者留下一点可能有“文脉”价值的语事片段。

一部经学文献整理的后出转精之作——评凤凰本《群经平议》

俞樾(1821-1907)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训诂学家。他继承乾嘉遗风,以高邮王氏为宗,一生着力校释群经诸子,著述颇丰,被陈寅恪誉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群经平议》仿高邮王引之《经义述闻》而作,是俞樾的代表作之一,在清代训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21年凤凰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其和教授整理的《群经平议》(以下简称凤凰本),是一部后出转精的古籍整理之作。

以洪堡特语言哲学试析清代语言哲学转向

学者们对于清代学术的发展认识,以训诂学为主,称赞清学的考证功夫。与此相反,对于清代的哲学评价较低,乐观的评价是认为清代哲学发展缓慢,更多学者则认为清代少有哲学或者没有哲学。不过,2022年以来,对清代哲学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再分析,开始强调清代哲学的存在以及重要性。本文以清学表现出的语言哲学气质,来进行清学的哲学思考。文章分为四部分,首先简要讨论清学必然要涉及的历史:宋学以及宋学后期的发展,奠定了清学训诂诠释的治学特征。第二部分对清学的训诂诠释做概述:清学并不是对于汉唐训诂诠释学的延续,清学的治学道路最终归结到义理,也不单单是对于宋学义理的继承,清学的训诂学是以文字为出发点进行的深刻思考。第三部分对语言哲学进行简单的说明,并在分类繁多的语言哲学学派中,选取洪堡特语言哲学,作为清学语言哲学转向的对象。最后浅析清学语言哲学转向下,清学中对于时间性、传承性､民族性的认识。清学语言哲学的转向,是历史造成的必然结果,是清学本身的学术自觉,对当代研究也有着很大的意义。文章用外来的语言哲学体系进行分析,是对于清代哲学有语言哲学气质的说明。清学的语言哲学自身如何结构,是对中国哲学而言有待探索的领域。

如何利用“训诂学法”提高文言文教学效果

训诂学是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分支,具有较强的人文性与应用性,与阅读关系密切、相辅相成。训诂学对于学生乃至于部分教师而言,都是一个陌生的词语。清朝张之洞在《8·轩语》中有言:“诂,古语也,谓以今语解古语,此逐字解释者也。训者顺也,谓顺其语气解之,此逐句解释者也。”简而言之,训诂能够解释并疏通古代的文言语义,并且使之明白晓畅。从张之洞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深切地认识到训诂与阅读的密切关联。

魏晋六朝语言学概略

魏晋六朝是语言学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汉语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变化,作为研究汉语的学科,这一时期的汉语语言学也与先秦两汉的语言学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音韵学兴起,训诂学独立,文字的形体基本定型,修辞学系统的著作出现等方面。语言学的内核得到丰富,外延得到延伸,让魏晋六朝语言学研究在汉语语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重要阶段。

浅析粤语保留的古语词的训诂学意义

由于历史与地理的原因,粤语词汇里保留着较多古汉语的痕迹,被形象地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通过分析词汇可以为理解古语这座大厦提供便利。训诂学承担着古代文献解读的应用价值,作为以扫除古代文献中语言文字障碍为实用目的的一种工具性的专门工作——训诂,其科学地进行与开展无疑需要借助方言材料辅佐。因此,从粤语词汇角度解析古语词,对理解古代词语的意义与疏通古代文献的意义具有实用价值,对训诂工作的开展与训诂学的发展亦具积极性的意义。

训诂学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训诂学和语文教学相结合的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也迈入了瓶颈期。当下需要摆脱训诂学属于语义学的束缚,以意思为核心,突破文言文的限域,从文本解释的角度看待训诂学和语文教学,传统训诂学必将在语文教学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國語·周語》王引之《經義述聞》商兑

《國語》向爲《春秋外傳》,與《左傳》互爲表裏,而韋昭(204—273)《國語注》是權威訓解。清代樸學大盛,高郵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爲乾嘉巨擘,其《經義述聞》乃二王經學研究巔峰之作,影響極爲深遠。其中《國語》兩卷,就韋《注》之不足與其未及者,多予補正,其見精審,實發前人之未發,故深受學者推重。然細察王氏父子之訓釋,於文義理解、字形掌握或語法分析等,均有不周之處。今就《周語》諸條,擇其可議者略申己見,以就正於方家。

推陈出新缀玉联珠——《孚甲集:吴铭训诂札记》评介

近日,吴铭先生的《孚甲集:吴铭训诂札记》(下文简称《孚甲集》)①出版了,这是训诂学的一个新收获,令人欣喜。《孚甲集》收录训诂考释类文章108篇②,考释词语500余条。内容以先秦秦汉典籍的词义训释和文本校读为主,中古、近古文献史料也有涉及。

从“橑”到“辽”:左权县县名的文化学考论

左权县原名辽县,最早的县名为“橑阳”。左权县名在经历“橑阳”“轑阳”和“辽阳”的“文化稀释”之后,通过战争和红色革命的洗礼重塑民族精神,依然能够凝聚当地俗民对祝融信仰的认同,进而表现在对地方风物保护和地理命名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