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记体文的教育功能

阳明理论具有实践性品格,他所作的一系列记体文,注重对孔孟宗旨的阐发和对世道人心的补正,意欲教化民众、士子和官员,有着敦风化俗、风励士习和学为圣贤三方面的教育功能。记体文写作贯串阳明整个仕途历程和心学形成过程,体现出阳明的人格形象,包含心学的诸多义蕴,也留有阳明事功之痕。

王阳明记体文创作及其与心学的关系

作为我国古代散文体裁的记体文产生于先秦时期,历经六朝、唐宋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其形式逐渐稳定成熟。明代是继宋代之后记体文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在明代的诸多记体文中,王阳明的作品是颇有代表性的,不仅呈现出创作数量较多、艺术成就高等特点,而且与其心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着密切关系。文章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史料,对王阳明记体文创作风格的转变和与心学的关系及其文学艺术价值进行分析研究。

中唐散文新风:元结的记体文创作

“记”的起源很早,作为文体的“记”始于唐,亦繁盛于唐。元结的记体文主要有营建记、山水记、厅壁记与器物记四类。元结记体文的写作对象并非名胜古迹,而是普通无名的自然山水与亭台楼阁。在表现手法上,元结的记体文以白描见长,以议论取胜,情景交融,托物言志。此外,元结秉承实用主义文学观,把对时政的思考融入文中,增强了记体文的实用功能,开启了中唐散文新风,且影响了柳宗元、韩愈、吕温等古文家的记体文创作。

记体文起源新论

仅从纪事或叙事这两个特点出发很难对记体文作准确的溯源研究。在纪事或叙事手法与“记”体之间,尚有漫长的过渡文体(书记、志、论、序)。论体衍生出序、传等文体,是后世诸种叙事文体的渊源。序体以纪事为主要写作手法,已初步具备后世记体文的基本特征(纪事、议论)。序体通过碑文发展出记体。东汉中后期兴起的四言韵语向散体语转向的文学语言大解放,促进了叙事文体(如各类碑文)在东汉晚期成熟。碑文中成熟的营造类碑文的出现是记体文出现的标志。因此记体文渊源于论,近源于序。

从贬谪亭记文管窥北宋士大夫的困境心态

通过对贬谪亭记文创作情况及士大夫代表作品的探索,从实际遭遇和文学观念两方面阐释士大夫迁谪与亭记文创作的关联,以阐述贬谪亭记文的创作契机;结合北宋士风及彼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分析贬谪亭记文中所展现的“兼济”“适意”两种士大夫困境心态;进一步从儒释道文化语境的角度,分析亭记文中所展现的贬谪士大夫对道、理想及人生的重新审视,认为贬谪亭记作为其困境下的作品,更能体现士大夫文化心境的真实、深度。

敦煌莫高窟第9窟回鹘文题记释读

敦煌莫高窟第9窟为晚唐时期代表窟,窟内保留有多则榜题和题记,其中包括十一则回鹘文题记。九则位于甬道南壁和北壁,另两则在主室南壁劳度叉斗圣变西侧下部榜书栏和主室南壁劳度叉斗圣变东端地神榜书栏中,为回鹘文发愿文。本文将重点对第9窟主室南壁劳度叉斗圣变榜书栏的八行回鹘文发愿文进行释读。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诸石窟遗存回鹘文题记语言学研究

柏孜克里克石窟开凿于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唐西州时期称之为“宁戎寺”,高昌回鹘时期将宁戎寺称为柏孜克里克,并成为王家寺院,它是吐鲁番现存壁画规模最大,保存较好、壁画题材较丰富的石窟。根据文物普查数据显示,柏孜克里克石窟共有编号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懂窟40余个。经我们调查统计,现有14个洞窟遗存回鹘文题记,从释读结果来看,内容多为香客游人来此膜拜后所留题记,偶有小部分榜题。为便于相关学科或领域学者深入研究,现从语言学角度暂对9、15、18、20、23号窟遗存的回鹘文题记进行语言学探究。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与《文始》“孳乳”比较研究

“孳乳”是章太炎词源学的重要术语。《笔记》用“孳乳”系联的同源词共37组,其中与《文始》完全对应的有15组,部分对应的有12组,不对应的有6组,未见于《文始》的有4组。《文始》“于”族用“孳乳”系联的同源词共35组,其中与《笔记》论述对应的有8组,未见于《笔记》的有27组。比较《笔记》《文始》中的“孳乳”,可以对“孳乳”的性质有深入认识,加深对《文始》及章太炎词源学思想的理解。

新见宋代记体文一百二十二篇

通过对明、清地方志的考察,可以新辑得北宋记体文21篇、南宋记体文101篇。这批新见的宋代记体文蕴含重要的文献价值,一是可以订补《全宋文》,既能为《全宋文》增补文章122篇,增补作家77名,且能对多篇作者小传进行补充或纠正;二是可以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新资料,数量巨大、类型多样的记体文文本不仅有利于开展个案研究,还能为更好地把握作家风貌及记体文特点提供新的认识;三是可以为宋史研究提供新资料,新见宋代记体文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对于宋代政治史、经济史、建筑史、社会史、教育史等研究极有裨益。

论王禹偁记体文的创作及宋代士人精神的体现

王禹偁《小畜集》收录的十三篇记体文,内容丰富,独具特色,在北宋初期文坛上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其记体文题材广泛,表现范围大,体现出了他重教化的教育思想、直躬行道的政治思想和传道明心的文学思想。在创作方式上,其以记“自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展现了士人的浩然之气、责任意识和吏隐观,刻画出了一幅北宋士人精神的自画像。

《文始》六《侯东类·阳声东部乙》“工”组音义阐微

本文以泛时的音义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沿着章太炎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思路,从局部系源入手,梳理《文始》六《侯东类·阳声东部乙》“工”组同源词之间的音义关系,贯通《考工记》里“攻”的文意,在看到诸字音近义通关系的可溯性和可解释性的同时,也看到从造字理据中概括出来的词源意义同文献使用流变中形成的词汇意义的融会贯通,佐证了同源词的义通规律和多义词的引申规律的一致性。相关同源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先秦时期的手工业生产标准化管理和工艺审美思想,以及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

由于记、序是宋代词科考试的科目,要求用散文写作,故引起了宋代特别是南宋以后文章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从文章学的视角,考察宋代文章学家对记、序文的"变体"及其体式、作法与写作技巧等的探究。记、序在宋代的"变体",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宋代文学的特点;而关于记、序作法和技法的总结,不仅丰富了古文理论,而且对发展古文创作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韩愈对高丽朝文人林椿“记体文”创作的影响研究

林椿是朝鲜半岛古代较早在“记体文”创作方面取得很大成绩的作家。林椿的“记体文”创作一方面明显受到了韩愈的影响,包括谋篇布局、语言技巧、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韩愈“记体文”的痕迹,另一方面在句式、句法等方面又与韩愈有所不同,表现出了林椿选择性接受的倾向。通过韩愈与林椿在“记体文”创作方面的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发现韩愈在朝鲜半岛古代“记体文”创作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记体文”在东亚范围内的传播与影响情况。

南宋乾淳时期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与散文创作——以张栻为中心的考察

南宋乾淳年间是理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各个学派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学理层面的充分完善和社会层面的广泛传播。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大致有三:一是重视教育活动,兴学校,立书院;二是积极为理学先贤立祠;三是重视理学书籍的刊刻与传播。以张栻为中心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理学士人热衷于修建学校和书院,因此催生了一大批宣扬理学教育思想的学记文;理学士人积极为前辈理学家立祠,伴随而生的祠堂记文成了他们构建道统谱系的一种方式;理学士人重视刊刻理学书籍,与之相关的序跋文大量出现,客观上传播了理学思想,扩大了理学阵地。总而言之,南宋乾淳时期理学士人的典型活动对学记文、祠堂记文、序跋文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这种推动作用不仅存在于南宋乾淳时期,也延续到了南宋后期。

晋唐时期的山水认知与地学山水记的文体流变

地学山水记是魏晋地学知识革新下所创造的截然不同的"山水认知"体系。其文体功能在于存录"物之本末,事之始终"。这一功能先后经历了"记述形态"向记体文的转变。"记"这一类文献的特殊性在于,不仅要以文章为法式,还要以尊道为本原。唐代古文运动中记体的兴盛,实质上是文以载道的实践。其所提倡之道,即为物理、事理所需要展现的认知能力与知识架构。

丝路景教与汪古渊流——从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Text Q谈起

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Text Q反映了蒙元时期曾有突厥语族景教徒在丰州地区活动。上述Text Q题记,出自当地的景教徒汪古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汪古人属于回鹘文字文化圈,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渊流均与西域有关。10至11世纪,包括景教徒在内的西州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商人,足迹遍及河西、陇西、漠北、契丹、宋朝内地等。景教在汪古部中的流传,与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的向东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汪古部中虽包括部分沙陀突厥人与回鹘人之后裔,但将其统治阶层视作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不悖于理。汪古名称可能源自回鹘语ng"东方、前方"。

由“记”转“议”:论唐代亭记文的流变

亭在唐人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其功能由实用逐渐转为审美,亭记文遂成为唐人创作的重要文体之一。唐前文人较少以亭为吟咏对象,盛唐出现以亭为描写中心的文章,开元时期出现了以"亭记"为名之文,且在"记"的同时开始语涉议论。中唐的亭记文"记""论"兼重,不少文章的中心已移向议论,多表达作者的理念。晚唐如杜牧与皮日休等人的亭记文甚至越过"记"而直接以"论"为重点,亭记文也在唐代完成了由"记"转"论"的历程,对宋人的创作影响深远。

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所见人名姓氏浅析

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中有38窟共存西夏文题记92处,235行,1300余字,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佛教及西夏姓氏与民间习俗的珍贵资料。题记出现的60多个人名反映了西夏姓氏不仅存在姓(父姓)+名的基本结构,而且有姓氏+姓氏+名即父姓+母姓+名的结构。从双姓氏结构的现象可以窥见当时不同民族间与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部族间以婚姻为纽带而形成的民族融合及其对原来民族影响的影子。而鲜卑从族名转为番姓的史实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古民族间形成、融合与相互转化的一般规律。

论记体文创作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

从作者参与度,作品数量、质量及影响等方面考证了中国古代记体文创作,认为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萌芽于两汉,发展于唐代,繁盛于宋代,变革于明代,融合于清代。记体文在唐代及之前以客观记录为主,宋代议论色彩浓厚,明代转而抒发性情,清代杂糅前朝义法。

裕固族先民的文殊信仰及其心目中的文殊道场——以莫高窟、榆林窟回鹘文题记为中心

宋元时期,回鹘佛教流行,文殊菩萨信仰和五台山崇拜在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回鹘文文献和题壁中多有体现。13世纪后期,蒙古豳王家族入居河西走廊,成为河西回鹘的统治者。沙州、瓜州等地的回鹘人与蒙古人经过数十年的碰撞与磨合,至明代初期,在文化上逐步趋同,互相融合而成为裕固族这一新的民族共同体。明朝中叶,由于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裕固族不得不由沙州、瓜州东迁至肃州一带。肃州原本是蒙古豳王家族的大本营,文殊山也成为蒙古豳王家族的皇家寺院,后来逐步演变成为裕固族佛教徒心目中的文殊道场。从文殊山发现的回鹘文碑铭、题记可以看出,元明清时代当地文殊信仰流行,裕固族先民所称颂、拜谒的文殊道场不是山西五台山而是今天酒泉的文殊山。此外,莫高窟第61窟和榆林窟第3窟也被裕固族先民视作殊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