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虎《谈词》词学思想探赜

《谈词》是国学家夏仁虎在20世纪40年代自编的大学词学讲义,集中体现了其词学思想。《谈词》上承晚清,也产生了诸多新变。在形式方面,《谈词》以大学讲义的方式呈现,重视例证,言说更为体系化;在声律方面,继承了清代“词为声学”的观点,又顺应时代变迁适度降低声律方面的要求;在创作取径与师法方面,主张“以小令始”,在扬弃的基础上博采诸家;在鉴赏批评方面,顺应晚清“浙常合流”的趋势,主张“意”重于“色”,以“清空”的美学风格,有所寄托。《谈词》体现出了这一时期词话的诸多新变。

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王昶的词学思想尽管来源于朱彝尊等早期浙派词学家,但由于时代的变化以及词学家个人性格、身份等原因,也产生了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在对"雅"的含义的理解、对雅词创作的环境要求、对词的功能定位的认识以及其他一些创作的细节上。这些差异体现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对词创作的不同要求,也体现了社会统治意识对词学领域的渗透。这种差异性虽然以王昶等词学家个人的词论形式表现出来,但本质是中期浙派理论在乾隆年间的新变。

谭献的词学思想

谭献的词学思想明显体现出从嘉道时期向同光时期过渡的特点。他对张惠言和周济既有继承之处,又有改造变通之处。“柔厚之旨”,是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对词之内蕴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前人词学创作主张基础上,他提出了“潜气内转”与“一波二折”之说:“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是谭献对词美感特质所作的新的归纳和总结:谭献虽然丰富、发展了常州词派的读者接受理论,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教说词观念,其词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读者自由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对此要客观地加以评价和分析。

缪钺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缪钺先生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词学家。他的主要成果,不在词籍的整理与词人年谱的编撰,而在词论的探索、词史的总结与词人词作的分析评价。他一方面继承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常州派词学的某些合理成分,从而弥补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不足或缺失,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他通过对词的文体特征的准确描述,对“无我之境”的合理解释,对南宋词的公正评价,对“寄托说”的深入探讨等等,解决了20世纪词学史上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继王国维之后最有深度的词学批评家。

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宋翔凤继承了张惠言以“比兴寄托”为核心的词学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作了修正与发展。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论词的着眼点由读词时挖掘“微言大义”转向作词时的抒发感情;二是比较注重词的体性特点。在常州词派的发展过程中,宋翔凤起了承前启后的中继作用。

周济的词学思想

周济词学思想较前人更全面亦更准确地揭示出词之美感特质。其“词史”说强调词应反映与时代盛衰相关之“感慨”,极大拓展了词之内蕴的表现范围 ;其“有无寄托”说与“寄托出入”说则从艺术构思与运笔方法等角度总结了词创作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 ;周济将能否引发接受者之自由联想作为其评词之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准则 ,提出了重视接受主体的鉴赏思想 ;而“空实”说与“浑厚”说则说明其词学观念中已具备词中另有“境界”的初步意识 ,可视为词境理论最早之萌芽。

从《花间集》编纂标准看《花间集序》“清雅”的词学思想

《花间集》是我国第一部文人雅词选集,无疑具有规范词体的作用。它的“清雅”标准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它的词人、词作以及词作的题材、情感都是经过选择的;其次词作的题材以言情为主,其他各类题材多是从言情派生的。欧阳炯赞颂了赵崇祚“清雅”的编纂思想,但《花间集序》却是用骈体文来表现抽象的词学理论,其间还有遗漏和讹误,因此比较难读。我们认为从《花间集》编纂标准来探讨《花间集序》的词学思想,也不失为一条可靠的途径。

陈廷焯词学思想的偏颇性与合理性

陈廷焯在探求词中本原问题上，存在着诗学精神的本初理念和词体艺术的本性观念之间的矛盾。他论词要“洞悉本原，直揭三昧”，看似揭示了词体的本质特性，而实际上只是在寻觅传统诗教的艺术精神。这种矛盾使得陈廷焯词学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偏颇性和一定的合理性。

论《绝妙好词》对词学思想的影响

周密编纂的《绝妙好词》一书,对前辈词论家沈义父的词学观有所酌取,又因与张炎论词主张相通,故为张炎之《词源》以及传张炎词法的陆行直《词旨》所取材。这部词选对清代词学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昭示的"南宋体"词;对词选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开宗立派。自《绝妙好词》后,一种新的选词型态———选派词选确立,即通过选词确立宗派阵营。

李之仪词学思想探微

词论发展至北宋后期 ,进入了成熟阶段。这个时期词学论坛上的重要议题是关于词的本质特征及本色论的讨论。李之仪以其独立思考与积极开拓的精神 ,表明了自己的词学思想 ,即 :以花间为宗的词体特征论、铺叙展衍 ,备足无余和“语尽而意不尽 ,意尽而情不尽”的审美理想、才情并重的创作本体论。他的词学思想具有历史进化的意识 ,形成一种具有一定张力的动态性结构 。

明代词学思想论略

明代词学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严守诗词之别,强调诗言志、词言情和诗雅词俗;在风格的取舍上,崇尚婉约,贬抑豪放;"小道"、"卑体"的词体观居主流。明代词学思想上承宋元,下启清代,对清人的词体观影响较大。作为词学史上的一环,明代词学思想自有其历史地位。

论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

有清一代,词派纷呈,词学极盛。纳兰性德虽未开宗立派,标举词张,但散见于他的诗词作品、杂识笔记、书信序文中的词论观点是清代词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兰性德的词学思想可以梳理为以下三个方面:尊词体、重寄托;主情致、崇境界;显个性、求独创。

元好问的文化立场及词学思想

元好问站在华夏文化守护者和传承人的立场上,在金元鼎革之际,救世活人,存文保道,积极促进了蒙元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显示出一种了不起的器识和境界。正是这种"文化大于种族"的立场,使得他的词学思想包蕴古今,兼容百家,无论是其词主"情性"的创作主体论,渊雅深厚的艺术风格论,还是"言外"与"滋味"的欣赏接受论,以及以词传史的审美功能论,都显示出元氏词论开放和圆通的多元文化特色。

陈子龙词学思想管窥

陈子龙的词学观是其以严肃态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他的词学观主要表现于词史观与词体观两个方面。简而言之,陈子龙主张以流利自然的语言和铿锵和协的音律,构成婉媚的意境,以柔婉俊逸的风格与高浑典丽的格调,借香草美人之法含蓄委婉地抒发真情,寄托深刻的风骚之旨。陈子龙的这些理论维护了坠绪已久的唐宋词统,尤其是在明词不振的历史背景下来具体而微地严格维护词体,其理论探讨和建树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存亡继绝的价值。

悲情之“雅”与欢娱之“俗”——试论明末清初词学思想向悲情之雅的复归

清初各大词家、词派在对明词进行反思的时候,都意识到造成明词流弊的重要原因是文人耽于逸乐的时俗,因此他们在重塑词之雅正形象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在其理论体系里试图恢复词的悲情之雅,对明词欢娱之俗进行理论上的反叛。而这一崇雅反俗的原动力,其一是明清易代的特殊时代背景,其二是顽强的儒家怨刺诗教传统的要求,其三则是人性深处本能的悲情意识的体现以及由悲情意识引发崇高的伦理同情的需要。

试论张惠言的词学思想

张惠言的词学思想主要包括立意为本之内蕴要求 ;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 ;低徊要眇之审美追求 ;指发幽隐之鉴赏原则等四部分。张惠言虽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之有系统的理论表述 ,其个别理论主张甚至还出现了谬误之处 ,但其词学思想较前代更为全面地触及到词之文类特征的各个方面 ,更为明确地反映出词这种文体与其他文体不同之美感特质。故在词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凄婉、悲音、悲情、清艳——王闿运词学思想新探

作为一代经学大师、文坛巨匠,王闿运词学思想亦于常州词派独占坛坫之时另辟蹊径,以五代北宋词学为宗,选词尤为推崇五代李煜、宋代李清照等凄婉、悲音、悲情的词作,评词常以"清艳"为准的,回归五代词体观念。闿运词学思想的出现,可以唤起更多词人重新审视词体,跳出常州词派的束缚,回归词体发展初期。

论王鹏运、况周颐词学思想和创作的差异

从对"重拙大"的推崇、创作实践、对梦窗词的推许等看,王鹏运、况周颐的词学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差异。王鹏运的"重拙大"论是就词格而言,况周颐的"重拙大"论则是在词境的层面展开。王鹏运的词能较好体现其"重拙大"的主张,而况周颐词对"重拙大"的体认是建立在"性灵语,以沉着之笔达出"的基础上。王鹏运欣赏梦窗词"无一字无来历"之妙,其词学梦窗之密又糅合自己之清疏,别具特色;况周颐则更注重梦窗词流露的真情,其词大量运用"芬菲铿丽"之字眼,倾心学习潜气内转的笔法,力求上接梦窗。这些差异与他们的身份、性情、兴趣等有关。

临桂派词学思想的发展

临桂派是活跃在光绪年间的重要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渊源可追溯到乾隆末年的黄蓼园，黄蓼园论词重寄托，注意以知人论世的方法解读宋词。王鹏运与况周颐是该派词学思想的杰出代表，前者论词标举重、拙、大的词格，要求沉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想出之自然真率，后者对词学的贡献是论述了性情、襟抱、词境、词心、词笔诸问题，揭示了艺术创作过程中构思心理与艺术意境的特点。该派词学思想发展的走向是，一方面越来越深入地探讨艺术规律，一方面在生活态度上由积极进取转为脱离生活，疏远时代。

也论梁启超的词学思想

梁启超论词以“意态雄美”为审美理想 ,其作也多呈现“意态雄美”趣味。其“新意境”、“旧风格”的创作主张 ,即坚持保存诗词固有之本色 ,也应该是填词所遵循的原则。但当前学界对梁启超词学思想研究出现了一些偏颇观点 ,主要表现为 :一、认为梁启超对宋词的兴趣自晚年始 ;二、其词作多儿女情长和伤春伤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