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选本定位及其诗史意义

姚合《极玄集》选王维等21人诗百首,《序》称所选者皆“诗家射雕之手”。从时间范围看,所选者包括盛、中唐诗人,而以中唐前期诗人为主。就题材内容而言,选本涵盖送别伤离、寄远赠答、羁旅登临、题赞咏物、记事怀人、感怀即兴,很少涉及民生疾苦等。依体裁分析,该集选82首五言律诗、8首五言古诗、7首五言绝句、3首七言绝句。据诗风观之,以凄清绮净为主,但也有雄奇壮美者。研究《极玄集》“诗家射雕之手”的遴选范围及其特点,不仅对研究选本辨体、认知王维等诗人的近体诗、探究唐代近体诗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极玄集》与晚唐诗的关系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极玄集》以“诗家射雕之手”定位而编纂“精微”选本,其在唐人近体诗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

宋诗话的“诗史”观及其与宋诗创作的关系——宋诗话的杜诗接受

宋诗话的“诗史”观在杜诗解读中表现得很充分,包括如实纪录、表现艺术真实、蕴含褒贬以及善于叙事等内涵,但是对“诗史”概念的探讨不是宋诗话对杜诗接受的重点。宋诗话对杜诗内容的解读,主要采用“以诗为史”或者“诗史互证”的方法,关注重心在于杜诗内容的真实性,即诗歌的纪实性,极少阐述杜诗“诗”的特性。诗话所论杜诗“史”的内容范围非常广泛,不限于时事或重大事件,而是向平凡人生、生活日常扩展。诗话这种解读与宋代诗人年谱、编年诗文集编撰的学术风气有关,也对宋诗的叙事性以及日常生活化有影响。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说诗与考史——以陈寅恪手批《宋诗精华录》为主的讨论

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治学方法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史研究的经典范式。此法在其《宋诗精华录》批语中亦有所体现,惜乎学界尚未就二者之关联及其与传统文史论述理路之差异进行深入讨论。细检陈寅恪批语,其以诗证史之论与陈衍论诗存在诸多歧异之处,二人论诗旨趣不同,对诗之功能的认识亦不同。以科学观念为导引,陈寅恪欲求史实呈现以及由史实连缀而起的历史联系;陈衍则看重诗之价值意义,在诗教脉络内赋予诗歌以教化作用。陈寅恪的诗史重构使得传统诗学精神面相发生新变,为我们在古今之变与跨文化的视域内讨论此转变留下了可能。这对于今日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反思性意义,亦对于深入审视中国学术的现代发生具有参照价值。

论刘长卿的夕阳书写及其诗史影响

刘长卿诗歌中有大量关于夕阳的描写。他常以素笔,简练书写个人经历和社会现实,突出了其夕阳书写平淡自然的创作风格;此外,他的夕阳书写以五言居多,诗中的意象多呈现出清空淡远的面貌。他在夕阳诗中展现了其坎坷人生下的隐逸之思,表达了自己两遭贬谪、漂泊在外的羁旅愁思;同时,又强调了其对人生短暂、时光流逝的生命意识的感慨。刘长卿的夕阳书写既是对魏晋盛唐诗人的接受与新变,又对晚唐夕阳书写产生了深远的价值。

《御选唐宋诗醇》对白居易诗歌“诗史”价值的重新审视

作为受清高宗敕令编修的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御选唐宋诗醇》一反清初盛行的贬白风气,予以白居易诗歌极高的评价。选评者不仅通过强调白诗的史笔之实和立意之正,首次将白诗纳入“诗史”的评价传统,更是给予白诗上承魏晋盛唐、下启苏陆的诗史定位,首倡白居易为唐诗第三家。虽然就质量而言,《御选唐宋诗醇》评语良莠混杂,部分有生搬硬套、言过其实之嫌;但其对于白诗所作出的许多结论性评价,以及评析中所采用的诸多新视角新方法,在其后的诗坛中均得到了广泛回应并影响至今。可以说,作为链接清初持“神韵”说者大肆贬白与中晚持“性灵”说者不吝褒白两阶段之间的关键选本,《御选唐宋诗醇》在清代白诗接受史上有着态度转折之关捩作用。

《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许学夷《诗源辩体》的诗歌发展史观探究

明代是中国诗学最繁荣的时期之一,开始有了诗歌发展史观的自觉。王世贞的“衰中有盛,盛中有衰”、胡应麟的“诗以代变”“格以代降”的思想影响了许学夷诗歌发展史观念的形成。许学夷在历时性的宏观视野上,以理势观为出发点,以正变为主线,在自律与他律的交织中,呈现出诗体“正”“变”“亡”的演变逻辑,并在否定之否定中表现出“诗体代变”的特征。他对诗歌演变路径的分析、“理势观”的表达、“他律”与“自律”的阐释,全面呈现其诗史观念。他批评公安诗学,继承与发展了王世贞与胡应麟的诗史思想,为清代诗歌发展史观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晚清“诗史”书写嬗变的双重动因——以庐州王尚辰为例

晚清咸同之际,政局动荡,内外交困,诗坛风貌亦随之转变,诗材、诗风皆趋新变。安徽庐州籍诗文名家王尚辰,亲历庐州城陷、淮军崛起等历史事件,目睹王朝衰败、民生疾苦,以诗心诗笔记录所闻所见,汇聚为颇有特色的“诗史”书写。晚清特殊的文史机缘,赋予了王尚辰的“诗史”书写不同以往的内涵;而王尚辰自身的游幕经历、情感深度、诗学宗尚及书写模式,又使其诗歌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化色彩。时代特质与自我表述,构成了晚清“诗史”书写嬗变的双重动因。

本期主题:唐韵忧思 诗史情长

杜甫在唐代文学史上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一生充满了起伏,见证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变迁。岑天,我们将一起走进杜甫的世界,探索他的生活,感受他那份深沉的爱与忧虑。

论唐孙华《东江诗钞》的“诗史”书写

唐孙华是清初向清中期过渡时期的代表人物,其《东江诗钞》极具时代精神,表现出鲜明的“诗史”气质。在诗歌内容方面,《东江诗钞》或真实记述重大历史事件,或揭橥官层吏治的黑暗腐朽,或展现百姓的灾难和困苦。在其诗歌“诗史”精神的背后,求真求实的学术氛围、史家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乃是《东江诗钞》具有“诗史”精神的重要成因。

“诗史互证”与毛泽东长征诗词研究

文章从中国传统的“诗史互证”研究视野阐释毛泽东长征诗词,有助于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中华优秀文化。“以诗证史”有助认识毛泽东诗词体现的革命艰难历程和伟大长征精神;而“以史证诗”有助于揭示毛泽东创作成就的驱动因素。史诗长征与长征史诗的有机融合,促成了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诗史互文:古诗词群文阅读的新路径——以“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南宋爱国诗词群文阅读教学为例

所谓诗史互文,即:诗中有史,从古诗词中学习历史知识;史中有诗,从历史中感受诗歌表达的情感。文章以“爱国”为群文议题,选取南宋时期的历史背景,将教材中李清照、岳飞、陆游、林升和文天祥五位作家的七首古诗词按照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订“漫吟豪诵”“情境共生”“品言析人”等阅读策略,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采取“寓情于景”“歌颂英雄”“品味语言”的方式传承爱国文化血脉,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

论清初“诗史”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明清易代,“诗史”理论再次兴起。清初“诗史” 理论较前代发展出新的内涵,其主张“以诗补史”“以诗正 史”“以心为史”等,注重诗歌的史学价值。清初“诗史” 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催生出一批以载史为己任的诗歌与诗歌 选集、别集等。这种变化表现为更丰富的题材和更多样的艺 术创作手法。在清初“诗史”理论的影响下,清初诗学实现 了对晚明空疏诗学的反拨,推动清初诗歌形成理性、质实的 创作基调。

“抒情”理论的可能与限度——以王德威《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为中心的透视

作为“抒情”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王德威的近著《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对抒情谱系的爬梳颇见匠心和功力。相比于经典抒情论述,王氏虽强调抒情的古典渊源,但主要还是受普实克的影响。然而他并不认同普氏对“史诗”的看重,实际上,其转向抒情的原因即在于不满启蒙、革命话语的单一化范式,而希图以“抒情”为参数,将二元论述三角化,关注三者间的联动关系。在这个过程中,王氏将抒情与史诗的互动窄化地置换为抒情与革命的博弈,有意无意地模糊抒情与启蒙以及启蒙与革命的异同。这就隐隐透露出王德威抒情论中的诗学政治,他在很大程度上把“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直接理解成了“诗史”,这也正解决了抒情如何介入的问题,而他的思考便是对于“诗史”的现代意义的重新发明,即“朝向史诗时代的批判抒情主义”。不过,王氏的抒情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所谓单一化史诗模式的批判之上的,其论调似又陷入了某种多元论的话语霸权。

诗心与史学:颐和园歌行里的“晚清”

颐和园贯串了清王朝后期从同光中兴到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事变、两宫升遐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近代诗人竞相吟咏的对象。诗人有意用梅村体歌行来展开委曲纡徐的叙事,重构晚清的历史世界。在叙事中,颐和园一方面作为“媒介”来见证晚清政局,一方面又作为“事件”介入晚清政局。这些“事件”并不外在于颐和园,诗人在叙述它们时,又会通过颐和园的“景观”及其变化来加以烘托。诗人由此寄寓自己的历史认知与伦理担当,实际是通过“诗心”来诠释晚清政局。其意义不仅在于“诗心”可以跟“史学”互相发明,或者比理性分析更亲切生动,尤在于如果我们对历史的真实与完整抱有执念,那么,“诗心”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稽古尊贤诗作的博文气脉

李仲元创作200多首稽古尊贤旧体诗。古为时间指向,贤为人物品格认证,他以勃勃的雄心、博文的气脉书写一部中华文明史,照亮历史的天空。诗人并不是简单地激活凝固的历史,而是在激活的历史中观照现世的实存。他与历史人物真切、亲切、深切的对望与对话构成一幅历史与现实共融同构的图景。稽古尊贤诗作,聚焦历史与人的交感互生,流韵中华文明史的博文气脉,含蕴其间的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为当下某些文化的软化、虚化与物化注入风骨强剂。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