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旧体诗人新媒介场域中“被阅读”的诉求

民国时期,报纸杂志等新媒介的读者群体不断壮大,旧体诗人开始顾及受众的阅读需求。他们一方面利用新媒介发表作品及连载诗话,另一方面积极回应读者,与读者互动,可以说,新媒介促进了旧体文学生态的良性发展。同时,旧体诗人在言谈举止等方面显露出群体性的仪式化倾向,他们通过新媒介竭力展示自身,摹画其在公众视野中风流蕴藉、高蹈独立的形象,以期获得世人关注,进而达成对其文化立场、审美趣味与精神诉求的理解与体认。这样的结果说明中国现代旧体诗人在经历了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碰撞之后,最终在报纸杂志上找寻到了获得和维系受众的文学舞台。

赫塔·米勒“恐惧”诗学观的多维结构

获得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赫塔·米勒在散文集《镜中魔鬼》和《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中提出其诗学核心概念为恐惧。基于文本细读,结合赫塔·米勒在系列作品中的恐惧书写,从源自外部的恐惧、自我指涉的恐惧、书写他者的恐惧和面对人类生存的恐惧等四个主要方面探讨恐惧与作家创作思维的关系,解析米勒“恐惧”诗学观的多维结构,进而使读者感知作品所折射出的细腻的情感表达与人文关怀。

赋的双重叙事进程英译研究

赋的修辞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叙事方法进行,目前对赋的翻译现象尚未有从叙事学角度进行的考察,遑论对赋及其英译中的双重叙事进程加以分析。本文揭示扬雄《羽猎赋》和潘岳《射雉赋》中存在的双重叙事进程,以早期苏格兰传教士湛约翰、美国汉学家康达维和美国学者窦瑞格的译本为例,分析美颂和讽刺这两种进程在英译过程中的传递和改变,以及译者受到的双重进程之影响。三位译者都倾向于认同讽喻进程,而避免成为美颂进程的理想读者。本文挖掘出其深层原因:译者的不同诗学观、翻译目的以及特定时空会影响和限制译者对文本的理解。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与相关叙事学视角可为赋及其他相关文类的翻译研究提供崭新的维度。

沙鸥、公木致晏明书信两通发微——“第一代”诗人晚年诗学观的分化与共生

沙鸥、公木致晏明的两通书信都与晏明的山水诗相关,公木的信还涉及沙鸥的《寻人记》,在相近话题中体现了“第一代”诗人晚年诗学观的分化与共生。就手稿本身而言,这些书信对补充《晏明文集》有所助益。对晏明的山水诗来说,两通书信展现了沙鸥、公木和晏明观点的殊途同归之处,但也彰显着分歧,即社会历史立场与审美立场的冲突。在新诗风格方面,公木对《寻人记》“晦涩”的评价是透视三位诗人晚年诗学观分化之关捩,三人的三种观点恰能代表朦胧诗论争后“第一代”诗人的三种面向。这种分化与共生是并存的,表现为诗人在通信、交游等活动中碰撞观点、交换意见,于相对缓和的接触中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独特诗歌生态。

饶宗颐诗学观管窥

饶宗颐学贯古今,博学通才,作为诗人建树亦丰,且对于中国诗歌创作颇具心得。他认为作诗之要在于诗风与诗旨,诗风或清新俊逸,或厚重古朴,而诗旨一以道德立场为本,即应有所“持”。在创作方法上,饶宗颐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大,注重形式与内容并进,含茹古今,反复研磨字句,逐步由有法臻至无法。在饶宗颐看来,中国诗的精神境界不仅是自我身心的安顿,也是诗者家国责任的情感表达,更是对宇宙精神的关切。

朝鲜王朝诗人朴永辅对苏轼诗学的接受——以《绿帆诗话》为中心

苏轼旷达乐观的人格品质和卓尔不群的诗歌才华不仅影响宋以及宋之后的中国诗人,也影响到了朝鲜王朝的诗人们。针对朝鲜王朝推崇苏轼的情况,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朴永辅的《绿帆诗话》中涉及苏轼诗学的内容进行研究,其中共有55条提及苏轼,包含着朴永辅对苏轼文学观点的接受与评价。另外朴永辅也对其他汉诗阐发了独特而可取的见解,进而阐述了朴永辅个人的诗学观念,展现出朴永辅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崇苏”的整体倾向,这也为中国苏轼诗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异域视角。

顾嗣立《寒厅诗话》述略

目的:介绍顾嗣立及其诗学成就,强调其对《寒厅诗话》的贡献,并分析其在康熙诗坛的学术地位。顾嗣立这样一位涉猎颇广的学者,不仅在诗学领域有精深的造诣,还以广泛的社交生活而闻名。康熙年间,《寒厅诗话》的创作体现了其对诗学的深入研究。文章旨在通过分析顾嗣立的这部专著,揭示其诗学评论的深度与广度。方法:概述《寒厅诗话》的结构、内容和顾嗣立创作中所采用的方法论。该诗话沿袭“集以资闲谈”的传统诗话体裁,记录了顾嗣立与师友间的诗歌交流和对诗学的理解,体现了他广博的知识面和精致的生活态度。结果:分析了顾嗣立如何在作品中展现自己的诗学见解及其在当时诗坛的独特地位,了解了作者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精神追求。在诗坛主导的“唐宋之争”大环境中,顾嗣立通过《寒厅诗话》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不阿附一家,而是汇聚各方观点,兼取各家学论,以免于乡曲老儒式的褊狭,得以融诸家之长,博各派之音。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洞察了诗学的多样性。结论:总结了顾嗣立通过作品对诗学领域作出的贡献和他的作品对后世的意义。顾嗣立的《寒厅诗话》不仅是其广泛学识的集大成,更反映出他的开放心态和独到见解,使他超越当时文坛的局限,成就了跨越不同流派的诗学评论。

论查慎行“唐宋互参”的诗学观

查慎行(1650—1727),原名嗣琏,字夏重,后改名慎行,字悔余,晚号初白,浙江海宁人,是清代康熙、雍正年间诗坛代表诗人之一。他生活的时期大家辈出,诗歌创作繁荣,诗坛上关于尊唐或者尊宋的论争十分激烈。

梅尧臣的“平淡”论

梅尧臣是宋代诗学“平淡”论的首倡者,被誉为宋代“平淡”诗风的开山鼻祖。在批评晚唐五代以来西昆体之流弊的基础上,梅尧臣一改西昆体诗风浮艳、内容空虚、语言晦涩的缺点,倡导了平淡的风格,并在丰富的诗歌实践基础上,对“平淡”的地位、内涵和本质等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建构了其独特的“平淡”理论,是宋代“平淡”理论的重要奠基者,开启有宋一代文艺之“平淡”风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影响深远。

彭燕郊晚年的文化活动与翻译观、诗学观——以《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为中心的讨论

彭燕郊晚年致力于“诗苑译林”、“散文译丛”、《国际诗坛》、《外国诗辞典》等的策划、编撰工作,体现了诗人孜孜不倦的文化追求,以及那种“别求新声于异邦”的迫切感、使命感。而彭燕郊晚年“衰年变法”,他在诗歌探索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能不说也与这种策划、编撰工作有关。他在翻译上强调“新”“敢译”“神似”,强调“翻译是一种艺术创造”,他在诗学上提出“现代的现实主义”的主张,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探索、实践,在求新寻异中完成了不断的自我超越。《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彭燕郊晚年的生活、思想与创作追求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论蔡元培的诗学观

蔡元培一生创作了不少诗歌,写下不少诗序和诗评。在阅读蔡元培诗歌、诗评和诗序的基础上,对蔡元培的诗学观进行分析,认为“诗人之诗”是蔡元培追求的诗学理想;“诗中有学”是其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而“诗中有人”不仅指出诗歌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从根本上阐释了蔡元培诗学观及其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原因,即蔡元培自身的个性思想、学识修养影响着其诗学观和诗歌创作特征的形成。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从两次贬谪看欧阳修“穷而后工”诗学观的自我实践

欧阳修曾在景祐三年(1036)和庆历五年(1045)两次被贬,贬谪地分别是峡州夷陵和滁州。在知滁期间的庆历六年(1046)为梅尧臣诗集所作的《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学观,是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准确总结。结合欧阳修夷陵之贬和滁州之贬不同的政治境遇、个人心境,对比分析两个时期诗歌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可说是对诗“穷而后工”的诗学观的印证和实践。

论刘声木对桐城诗派的接受、提振及其意义

晚近学人刘声木是桐城派研究的先驱,其诗学观步踪桐城诗学,倡导儒者之诗。在晚清诗坛以宗法宋诗为主的背景下,刘声木规模姚鼐诗学,提倡以明七子为学诗对象,推崇唐人诗风,批评以考据入诗,折射出民国宗唐诗论对宗宋诗风的反拨。晚清民国是桐城诗派研究的草创期,桐城诗派之名多为桐城文派的书写与建构所遮蔽,对此,刘声木率先以传统著述方式,梳理桐城诗派发展谱系,意在关照桐城诗派之全壁,提振桐城诗派地位。后继则有钱基博、钱锺书等学者对桐城诗派概念与源流的论断,刘声木的发覆意义可以从桐城诗派学术史、现代学术建构史及地域文学流派研究史三方面予以肯认。

王昶诗学观的兼容性

王昶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朝廷重臣,同时又是领一时风气的诗坛祭酒,其诗学观不是以观点鲜明引人注目,而是兼容并蓄、陶熔百家,体现出极大的包容性。王昶将“性情”纳入“诗史”的范畴,极大地拓宽了传统“诗史”观念的内涵。他从史家立场出发,弱化了诗歌艺术手法的要求,论述了诗歌发挥教化功用的不同路径,为其兼容的诗学观念提供了又一重要支撑。此外,王昶对诗写艳情、学问入诗及对立风格的诗作都持包容态度。然而,面对唐宋诗之争时,王昶固守宗唐立场,他对宋诗只是兼容,并不兼宗。

陈师道与吕本中诗学观之比较--以《后山诗话》和《童蒙诗训》为视角

诗话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宋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陈师道和吕本中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所作的《后山诗话》与《童蒙诗训》之中。他们的诗学观有许多相合之处:如推崇诗骚、汉魏,称道杜甫;强调作诗的“悟”“意”;注重诗歌的“新”“变”。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对苏、黄诗歌的态度不同;对诗歌创作法则的要求不同;对唐宋诗人的取法态度不同。通过比较二人的诗学观,可以观照他们对宋代诗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人文与科学的对话:论曼德尔施塔姆的博物观

自然学科的理性思维范式是对人文学科感性印象的协调与补充,而这一点,早在20世纪10年代,就已被俄罗斯现代诗人兼诗论家曼德尔施塔姆所预示并予以实践。他的博物观——有机生命诗学,不仅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不同学科之间的独特性与共通性,而且还洞见了前人及同时代人所未察觉到的自然物象与人文景观的共融形态。他将自然诗学的观点融入自己的诗歌和批评,既使多种学科交叉与共融成为可能,也让自然、历史与神话产生了新的对话关系。

“复古”与“性灵”——邹元标诗学观探析

邹元标身兼多重身份,既是东林党魁、晚明清流领袖,又是阳明三传弟子之中的翘楚、江右王门的代表人物。嘉靖末至万历年间,正是明代诗坛复古思潮消退、以“性灵”论诗之风初兴之时,邹元标学古而不袭古,其诗学批评重点针对复古派剿袭模拟的弊习,论诗则兼具“性情”“性灵”之说,突出表现为对个人情感的关注。在晚明以“复古—性灵”为主流的诗坛中,邹元标的诗学观无疑具有独特的过渡性特征。

革命精神的高扬:论怀安诗派的诗学探索和创作实践

怀安诗社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成立的第一个古典诗社,具有较为典型的诗歌流派属性,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要成员,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总体来看,它传承了早期革命者的诗歌风格,基调昂扬并富有战斗精神,同时他们对传统诗歌中雅俗问题的探讨亦值得注意,在继承诗界革命和南社等革命诗派风格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此外,他们对诗教功能的承续与实践,对当时及后来的中国文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