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逻辑思维对诗性的背离与回归——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

论米兰·昆德拉小说中“存在密码”的诗性形式——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

“存在密码”诗性形式的背后是米兰·昆德拉为“哲理诗化”开创的一套隐含了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小说诗学体系。其中包含对小说运思原则的强调:一是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应当具有不确定性,呈现为思索过程的价值;二是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应当具有情境性,表现为“具体的形而上学”;三是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在小说史上应当具有实现“发现的延续”的价值。此外,这套体系还包含了昆德拉将上述运思原则运用至小说创作实践的方法即“存在密码”的种种诗性形式,包括从“存在密码”的雏形、命名再到修正的整个过程。

满族刺绣诗性意象在校园文创设计中的应用

研究满族刺绣诗性意象应用于校园文创的设计思路和方法。推导满族刺绣中的诗性意象生成过程,对校园文创产品需求进行分析解读。将朱志荣“意象创构论”应用于满族刺绣诗性意象视觉表现,实现物象—事象—意象的视觉转译。完成满族刺绣诗性意象应用于《大连理工大学花字》系列校园文创设计的方法探索。将满族刺绣与校园文创设计有机结合,为当代非遗手工艺的活化发展与校园文化资源的现实性转化提供了新路径。

后互联网视域下中国青年电影的诗性回溯与未来指涉

后互联网存在时空断裂、语境断裂等问题,这让电影诗意塑造显得更为困难。然而,中国青年电影在面对后互联网时却表现出从容的姿态。他们凭借吸纳类型片架构、易变类型片内容的方式,实现电影诗性的延续和拓展。一方面,青年导演致力发掘类型片的拓展空间,依据本土电影理论,塑造出诗意影像的东方性格;另一方面,后互联网本身催生出的“梦核”“池核”“怪核”等实验影像也揭露诗性指涉未来的可能,给青年电影做出提示。现实发展似乎正如德国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所预言,当代银幕的诗性逻辑已经悄然改变。未来诗性必须借助更复杂的情动机制、更异化的劣质影像才得以实现。对中国青年电影导演来说,后互联网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后互联网的骇浪中,导演们既感到走向未来的阻力,又朦胧看到迎面的曙光。

诗性困囿的戏剧性突围与范式拓新——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叙事新意探赜

在影视叙事图谱中,一场潜滋暗长的美学革命正悄然铺展,它不仅触动了既定艺术疆界,也挑战着观众的期待阈限,预示着一次审美范式由内而外的深刻蜕变。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以超验的诗性话语,激发了观众对于“边地”景观的憧憬与共鸣,实现诗意表现与大众感知的深度耦合。

晚明小品文中的“江南”与诗性文化

随着晚明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日趋繁荣的城市生活成为晚明社会的时代表征。江南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时期,市民阶层也日益壮大,城市化进程得以加快,在这种富足环境中孕育生长的文学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晚明小品文家为我们建构了一个真实又具体的“江南”城市形象,写出了江南士人的生活情调,也勾勒了一幅全民的城市娱乐盛宴。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暴露了“江南”颓废化和精致化的一面。在江南的繁华和奢侈的背后,实际是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和情感的自由宣泄,体现的是一种诗性的生活智慧。

从《诗经》看诗性精神对中国画造境表现作用及当代审美启示

《诗经》是中国艺术文化瑰宝,其以美好的文本内容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诠释了诗学表达与艺术意境,为研究诗性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文艺资源。该文作者梳理《诗经》诗性精神在中国画艺术中的萌发,研究《诗经》诗性精神在中国画造境中的审美形态和艺术价值,通过分析《诗经》诗性背景、审美形态以及诗性精神与中国画造境的审美性,思考诗性精神对中国画造境与当代审美的影响,基于诗本位心境、诗出位意境及诗合位化境,认为中国画造境应注重时代写意与诗性精神的结合,追求“载道畅神”的写意精神,崇尚“遗物以观物”的形神之美,增强“人生艺术化”的美育自觉。

阿里斯托芬《云》中的诗性伦理与新智术之争

阿里斯托芬的谐剧《云》是一部应被纳入诗歌和哲学之争的诗学作品。该剧呈现出新舶来的智术对当时雅典传统伦理的冲击,雅典的启蒙论争就此开启。剧中运用谐摹手法虚构了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形象,这一人物被刻意塑造成新智术派的理性主义者、否定诗学伦理的论争对手。在剧中,阿里斯托芬用诗性伦理的视野照见了新智术的荒唐、愚蠢与悖谬,其中儿子打父亲、火烧苏格拉底思想所、“正理”与“歪理”之争等谐谑式场景,成为诗哲对决的经典闹场,让新智术在笑声中自暴其愚而自行瓦解,使观众得到诗性伦理的启蒙。尽管阿里斯托芬的思想无法改变逻各斯/理性主义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统领态势,但当欧洲理性主义危机显现之时,重返《云》这一诗哲对决的经典,可以启发当代人对回归诗性智慧的思考。

传统年画的诗性审美重构与叙事语境转换

一、诗性审美的当代重构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在诗歌的长河里,始终绽放着美好的植物、花卉,谱写成诗文形成诗性的“意象”审美。在图一和图二中,“福”字在设计重构中运用象征手法,突出其福寿双全、吉庆幸福的审美含义,拓展至将“寿星”和“花草”结合,寄寓它诗性审美的意义,拓宽表达内容。

地方路径里的凡人史诗与诗性正义--论张学东《西北往事三部曲》

张学东的《西北往事三部曲》有着鲜明的地方路径意识,但作者并不执着于对“地方性”的风情摹写,而是借由他笔下西北大地上城与乡30年间的颠簸往事与人心变动来重返逝去的历史,并由此点亮了普遍意义上人与时代共有的精神图景。作者对长时段社会生活的书写并没有沉入宏大叙事的窠臼,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的心灵被细腻地呈现在作者绵密的故事营构之中。诸多平凡人物与作者一道完成着艰难的精神跋涉,在叩问历史生活的同时,作者试图借由笔下的人物来召唤带有普遍性意味的诗性正义,沉重历史的现实还原与轻逸灵动的诗意书写也使得作者笔下的西北往事具有了史与诗共同奏鸣的史诗意味。

论《礼记·月令》的诗体形式与诗性智慧

《礼记·月令》长期被视为历法、政令作品,其诗性品格则被遮蔽。如果借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发现《月令》的诗性品格主要表现为:自然时序演进为伦理秩序,《月令》丰富而深邃的思想内容充满了诗性智慧;杂用三言、四言诗体,并以必要的散体叙事勾连其间,拥有较为明显的诗体结构形式;四时意象的运用产生了丰富的宗教象征和政治象征意义,《月令》诗意深厚高古。《月令》诗性品格的发现对于进一步研究四时意识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中式奇幻·互文空间·诗性表达:《中国奇谭》的叙事探索

《中国奇谭》以其浓郁的魅性色彩、中式的传统韵味、深层的现代反思成为一部“现象级”国产动画。该片以中国式主旨意蕴统摄人物设定、文化主题、美术风格,形成动画与现实世界的互文扩展以及跨媒介之间的互文指涉,通过自由的诗性表达打破预设规则与传统模式,对传统意象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发展了国产动画思想与创作的表现形式,指明了国产动画讲述中国故事的叙事新走向。

生态翻译学:《英韵三字经》译本的生态诗性分析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以《英韵三字经》为诠释对象展开对《三字经》翻译的生态思考与诗性探询,彰显了译者翻译《三字经》的诗性智慧,既是对翻译通向“天人合一”终极境界的追求,又是对翻译的生态智慧的最终阐释与精神旨归。

新世纪陕西女性诗歌论略

当代女性诗歌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长过程,经过1980年代的“狂飙突进”和主体觉醒以及1990年代日常生活的潜流,21世纪的陕西女性诗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媒介实践和网络空间姿态。从日常写作、中年写作到儿童诗写作,从自然时间、城市空间、乡村地理到民族文化的精神坐标,包括日常诗性、底层关怀、精神之痛和神性观照,新世纪陕西女性诗歌完成了从女性、人性和社会性的多维互动与突破,其超越性别的写作自觉和价值创造无疑拓宽了当代诗歌本体的表现范围,而成为值得特别关注的诗歌现象和诗学议题。

中国教育的诗性领导:传承与转化

高品质的诗性教育需要高品质的诗性领导。西方学者从诗学与领导学交叉融合的角度,正式提出并阐发了“诗性领导”理论。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治理实践中,虽然还没有确切的“诗性领导”概念及其表述,但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艺术的、审美的、诗意的治理主张和实践探索层出不穷,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诗性领导资源。这些资源至少为中国教育的“诗性领导”提供了三个层面的滋养:“道德仁艺”的诗性领导人格、“兴观群怨”的诗性领导功能以及“成风化人”的诗性领导境界。随着社会生产力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持续增长,教育正从“功利教育”转向“美好教育”,教育治理也迫切需要进入法治、善治、美治相得益彰的境界。这对中国教育的诗性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己度物·英雄符号·诗意言说——《周易》诗性审美模式研究三题

《周易》一直被解读为哲学经典,其哲思及理性的特征构成中国文化及哲学的源头;《周易》同时也是一部极富想象力的文学性经典,其诗性的特征同样构成中国文学及美学的源头。《周易》蕴含了深刻的诗性智慧,它源自远古时期早期人类所独有的诗性思维。诗性智慧是一种以己度物和移情的审美模式,这种审美模式离不开对英雄传说的想象。《周易》卦爻辞具有丰富的文学性,这也是其诗性美学的展现。《周易》的诗性审美在源流、想象及其展现三个层面依次展开,最终建构为三种模式:“以己度物”、“英雄符号”和“诗意言说”。《周易》的诗性审美模式,不仅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下文艺美学的建设亦具有启示意义。

荀子“诗性伦理”思想研究

关于荀子的“性伪之辨”有性伪合、性伪分两种观点,而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问题是未曾发现荀子思想中的诗情视域。荀子对“性”概念的约定有价值性与认知性两层意义,由价值性约定而有“性(欲)恶”,由认知性约定而有“性知”。对“性”概念作出约定的根据源于本真情感的诗性言说,在情感领悟与反思中生成“性知”,由“性知”给出欲恶、伪善的判断,“性”的认知性与价值性的约定由此产生。礼义之伪兴起于情感,建立于“性知”。在仁爱与“好义”之情的诗性言说中兴起关于“道义”的领悟与反思,以道义为根据,“性知”建立起“礼”的规范制度。“礼”以“别异”为特征,而礼的实践以“乐之中和”作为调和,从而可能在实践中超越差异,完成向仁爱的诗性复归。诗、礼、乐在荀子思想中构成一个回环结构,荀子的伦理思想可称为“诗性伦理”。

文学情动机制的影视表达:论中国传记电影的诗性与哲思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在当代传记电影中得到了创造性的转化。其多种手法,如他传式叙事、闪回叙事、白描叙事等叙事手法,以及虚实结合、论赞等史传文学的手法融入传记电影之中,为纪传体电影注入了一抹诗性色彩。而传记作品的“评论”特点也与导演的社会责任相结合,使传记电影呈现出哲理的思考。中国古代文学的情动机制在传记电影的演化下,得到了良好的表达。

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差异性分析及融通路径探索

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关系是一个亟待认真讨论的话题,两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与区别,需要结合教学与研究实例予以辨析。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体制、社会氛围、教师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当下中学与高校的新诗教育存在断层现象。一方面,高校新诗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学新诗教育的相对“冷清”。为了改变这种现象,使中学新诗教育“活起来”,实现与高校新诗教育的衔接,就要认识到高校与中学新诗教育的“差”与“合”,并有针对性地展开交流。目前中学新诗教育与高校新诗教育最大的不同就是受制于现有考试体制,对教学活动的开展有所限制,中学生与大学生在新诗接受方面的情况也存在一定差异。但中学与高校的新诗教育都具有审美属性,都以培养学生的新诗感悟能力、细读能力为目标。在新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理论研究等方面,高校有必要与中学展开对话、互通有无,使新诗教育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使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受益的实践。

重回文学本身:方法与意义——以张清华的“文学性研究”为讨论中心

张清华的“文学性研究”可以归纳出四个方面的方法与意义。首先是“潜结构”与“潜叙事”理论,其对文学形式的强调,不仅能解决革命叙事文学中的“文学性”问题,也可以推广至先锋文学等其他文学类型的研究。其次,对于人文主义价值的坚守,建立以普通个体生命与存在主义哲学相合的人文批评观,可以有效弥补新世纪以来文学价值判断的缺失问题。再次,以“细读”和“作家论”批评等方式建构当代文学经典,可以有效抵御“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对当代文学“文学性”价值的质疑。最后,在写作研究文章时充分运用“诗性文体”,这不仅可以视作文学研究与“文学性”的同构,也可以从中发现张清华对文学整全历史判断的诗性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