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因湖作,湖因诗雅——莫愁湖棹歌与《莫愁湖风雅集》研究

历史上,南京莫愁湖曾是一方默默无闻的小湖,后经过多次大规模兴筑楼阁和修葺扩建,文人墨客们经常聚集于此,酬唱赋诗,莫愁湖逐渐声名鹊起,清乾隆时莫愁湖更被誉为“金陵第一名胜”。乾隆五十八年(1793),江宁知府李尧栋重修莫愁湖并发起诗歌唱和活动,袁枚、袁树、姚鼐等名家均有和诗,这是莫愁湖历史上第一次群体性诗歌创作活动,留下了大量佳作。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诗歌唱和中的士人精神

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的社团刊物《船山学报》变化最显著的是"文苑·诗录"栏目所占的篇幅比例增加较多,而且船山学社社员彼此间的诗歌唱和占主要部分,这些诗歌唱和尽显民国中期船山学社社员的士人精神:既有吟咏游玩的闲情,也有孔孟之道的痴情,还有抗战爱国的深情。

王微与谭元春的诗歌唱和

晚明文坛活跃着青楼、闺阁两类女性作家群。青楼诗人王微与谭元春等文人的广泛交际及诗歌唱和,反映出作为"第二性"的女子已步入当时的文学天地,折射出文坛格局尤其是传统抒情雅文学格局的重大变化。

明末朝鲜使臣在登州的诗歌唱和

明末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路经登州时与当地官员及文人互赠诗歌,表达相互尊重和仰慕之情。本文以明末朝鲜使臣崔有海、寓居登州文人吴大斌的诗歌唱和为例,见证这一时期中朝间密切的文化往来和传统友谊。朝鲜使臣的登州唱和,既是中朝(韩)文学交流史上的宝贵遗产,也是中朝(韩)人民传统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张积中、李光炘早年的诗歌唱和——论小王屋山居诗及《素心女史诗馀》

太谷学派北宗张积中在仪征的小王屋山隐居生活期间,留下了二十余首同李光炘唱和的有关小王屋山居的诗歌作品。李素心的《素心女史诗馀》可能也是这样的文学唱和中的一部分。这些文学作品,融太谷学人思想于其中,展现了张、李二人的不同个性。本文通过分析这些诗作,试图了解张、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心态和思想特点。

从“三杨”诗歌唱和视角重审“台阁体”风韵

从洪熙元年(1425)至正统五年(1440),"三杨"共同在阁,此一期是有明一代阁臣诗歌唱和的高峰期,也是台阁体的兴盛期。身居台阁的"三杨",其诗歌唱和离不开台阁惯常的唱和形式,如节日唱和、斋宿唱和、赏花唱和、游宴唱和、雅集唱和、结社唱和、赠别唱和、题画唱和等,可以说其诗歌唱和是台阁式唱和。"三杨"唱和的兴盛离不开皇帝对赓和的爱、阁臣对唱和的推、众人对酬答的捧三条路线。在唱和内容上,"三杨"基于明初相对富庶的经济、文学侍从黼黻皇猷的职责、自身的感恩心态,以鸣国家之盛为要,放声高歌盛世;在格调上,"三杨"在朱元璋制定的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与宣宗皇帝共同推动和平雅正的文风。"三杨"唱和成为当时及以后明代台阁唱和的典范:其唱和诗受到文人士大夫的推崇,远播乡野,传到地方,甚至少年亦能背诵;其唱和雅集活动成为后世台阁文学活动的传统,并随着台阁文人的致仕或贬职,进入山林,促进文学的发展。

从诗歌唱和看永乐时期的台阁文学

文学的台阁化是永乐文学的典型特质,而这一特质是永乐皇帝和以阁臣为代表的翰院学士共谋的结果。其中,诗歌唱和充当了他们共谋的媒介。应制唱和是永乐皇帝主导的唱和,其通过写诗和评诗,定下翰院创作的弘扬基调。元辅胡广通过侍游禁苑唱和,不仅向同僚分享了自己特殊的际遇,且共享了这份属于学士的恩荣,增强了翰院共同体的认同感。歌颂山河的八景唱和在胡广倡导下影响甚广,由北京传播至南京,实现了南北翰院的联动,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台阁唱和。永乐皇帝和阁臣的唱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化特征,其政治化根源在于永乐皇帝皇位获得的“非正当性”和阁臣出身的“非正义性”。

“游戏于斯文”--论北宋集会诗歌的竞技与谐谑性质

北宋文人集会盛行,集会诗数量巨大。在集会创作中,诗人具有强烈的逞才争胜意识和谐谑取乐心理。集会创作的竞技动机推动宋代唱和诗歌艺术提高;在娱乐动机驱使下,集会诗歌采用杂言、杂体等多种体式,运用幽默、讽刺、滑稽等多样手法,发展了诙谐幽默的美学风格。集会诗的较艺与谐戏促使文人群体交流感情、切磋诗艺,对宋诗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

士人网络与文献生成:陆游入幕新论二题

陆游入幕作为传统论题,备受学界关注,卓见发明甚多,迄今似已难以为继。本文从前贤时彦所罕及的两个方面出发,愿就此作新尝试。第一,陆游的蜀地幕府经历,不仅为他提供了熟习军务、拓殖人脉的契机,也对其后续仕进迁转有所助益。陆游早年通过仕宦、交游乃至政争等途径,建立起广阔繁复的士人关系网络,并藉此获得宣使王炎、安抚使张震、都大茶马兼权制司公事赵彦博、制使范成大等数任幕主之提携奥援,在入幕生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二,陆游居四川制幕期间,与幕主范成大并无诗作往来,二人的诗歌唱和发生于淳熙三年三月陆游出幕以后。部分学者关于“范陆幕府唱和说”的论证并不能成立,《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关于范陆幕府唱酬的记载亦不可靠。

韩琦大名幕府及诗歌考述

熙宁二年二月——熙宁六年二月,韩琦任职大名,四年间在大名任上共创作诗歌一百三十首。主要是与僚属间宴饮游从、诗酒唱和之作,此外,还与退居颖州的欧阳修诗笺往来,互相期许。韩琦大名诗歌,体裁以七律为主;内容上强调人格的凝练;艺术风格上趋向平易浅近。

论松陵唱和的准备及运作

诗歌唱和活动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发展阶段,晚唐时的唱和活动通过各种渠道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皮日休、陆龟蒙的松陵唱和是当时最值得注意的私家唱和。他们在苏州这一特定的文化和文学环境中相遇,非常重视诗歌唱和。他们经过了一定的准备,有明确的创作定位。其诗思敏捷,创作手法多样,敢于进行各种文体的实践,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相当可观的成绩,而且善始善终。

论法式善的诗坛领袖地位及其形成

蒙古族诗人法式善,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相对于其诗歌创作,人们更认可的是法式善的诗坛地位和影响。虽然缺乏显赫权势和超绝诗才,但由于自身的热心及不懈努力,法式善避免了不利因素的影响,终于成为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的领袖之一。法式善诗坛地位的确立,与当时士人在立德立功无望的情况下转求立言的社会现状有很大关系,与法式善积极组织参与诗歌唱和、热心奖掖后进、长期的学官经历、居京的地理优势、顺应诗歌发展主潮流等因素也都有关。《梧门诗话》及《同馆试律汇抄》等著作的编选,既满足了士人的立言留名愿望,也有助于学子步入仕途,因此对扩大法式善诗坛影响很有帮助。

从滁州唱和看欧阳修与曾巩的诗歌交游

曾巩和欧阳修在滁州的诗歌交游,不仅锤炼了曾巩的诗技,也彰显了师生的浓浓情谊,还凸显了二人面对挫折时的豁达情怀。对于欧阳修的滁州诗歌创作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入,然而学界对于欧阳修和曾巩的滁州诗歌唱和却关注不够。本篇试就欧、曾滁州诗歌唱和的背景、内容以及影响作浅显的论述。

南宋後期蜀中詩人的交遊空間與詩歌唱和

南宋後期蜀中詩人形成了以魏了翁、李壁、虞剛簡爲中心的交遊圈,從這幾個核心人物出發,以親人、師門、友朋等關係爲紐帶,又輻射出許多旣有重合又有分離的交遊唱和圈。從交遊圈的成員組成來看,以本籍詩人爲主,也有入蜀詩人。從詩人交遊的地域空間來看,這一時期的詩歌唱和主要聚焦於成都與眉州兩地。成都的詩人交遊以虞剛簡的滄江宅第爲中心,具有學問與文學交遊雙重屬性;眉山的詩人交遊則聚焦在魏了翁的眉州郡治與李壁的眉山雁湖,以日常走訪與遊賞宴飲爲主。這兩個地域中心的詩人交遊並不是截然割裂的,而是以一些詩人爲紐帶發生交集。

山左诗人公鼐与邢侗的诗歌唱和

公鼐(1558-1626),字孝与,号周庭。明山东蒙阴县人。万历辛丑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厉国子监司业,左春坊左谕德,左庶子兼侍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右侍郎兼实录副总裁。卒,赠礼部尚书,谥文介。著有《问次斋稿》31卷,《问次斋西游稿》7卷,《问次斋续稿》5卷。

道教文化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道教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宋代是道教发展的重要时期。宋朝历代帝王对道教的推崇,极大影响了当时文人士大夫对于道教文化的态度,这也生动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当中。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与道士群体交往密切,创作的作品涉及道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抒发仰慕神仙、崇尚清虚的道教感情,赞颂神仙高道的功业事迹,记述与道士隐逸的交往、与道教徒的诗歌唱和,描写道教的各类活动,对名山宫观的题咏等。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林下何曾见一人

灵澈,唐代著名诗僧。东林寺,在庐山西麓,始建于东晋,为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的发源地。唐代古籍记载:诗僧灵澈”以文章接才子,以禅理悦高人,风仪甚雅,谈笑多味”,居洪州大悲寺和庐山东林寺时,与为政清廉、官声卓著,时任江南西道观察使兼洪州刺史的韦丹结为忘形之交,经常有诗歌唱和。

論唐代浙東的宗教空間與文學創作活動——以浙東佛教寺院與唐人詩歌創作爲考察中心

浙東山水佳勝,晉宋已降,佛教於此傳播,形成了高僧、名士交遊切劘的風氣。又因高僧、名士的共同作用,本地區佛教寺院亦日漸增多。唐代文人,歆羡前代風流,儒釋交流的活動因此而踵事增華,其中佛教寺院作爲交流的空間場所,不僅在文學創作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其作爲詩人流連、棲息與書寫的對象,也成爲浙東詩文中重要內容之一,並且因浙東之山水、宗教與才藻三者的融合,形成了一些典型的本土文學地理意象,這種文學現象及其價值,值得關注。

郁达夫和佐藤春夫

1913年9月至1922年7月,郁达夫在日本留学近十年。十年中间,郁达夫和日本文士颇多交游,诸如与著名汉诗人服部担风、金子光晴的诗歌唱和,与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增田涉的友情等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而佐藤春夫则是郁达夫结识较早,却以悲剧作结的一个。